公元前一百万年(汉匈百年战争最后究竟谁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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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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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元前一百万年,汉匈百年战争最后究竟谁赢了?
谢邀。汉匈战争不是百年,而是300年。看完本回答您就回明白——什么叫强汉。
首先回答提问——东汉赢了。最后的结局是南匈奴内附,西、北匈奴(实际上是两支)可能向西远迁了,不知所终。这是国内主流历史观点,应以此为准。
当然了,有不同观点,这个领域有争议很正常。问题的关键是——除了中国,其他古代民族较少有关于匈奴历史的文字记录,所以应该以我们的主流观点为准。换句话说,谁家研究匈奴史都得从中国的史料里查资料,绕不开。打个比方吧——他说他炖豆腐炖得比我好,可是他的豆腐是从我这里买的。
到什么程度?
燕然山 被铭记的历史燕然勒石的典故,说的是东汉时期窦宪、耿秉击败北匈奴军队,在当时被称为燕然山的石壁上刻石铭记的历史。这个石壁早已被蒙古国学者发现,但是他们解读不了。在2014-17年才被国内的学者解读,评定石壁上的文字正是燕然山铭。
燕然山铭的发现,基本证明上古时代的汉文历史记载是有佐证的、真实可信的。并非子虚乌有或夸大其词,所以这个石壁的发现非常重要。感谢窦宪、耿秉,要不是他们在蒙古高原上完成了作业,当时的历史还真不一定解释的清楚。
(匈奴汉印)
南北兴衰匈奴与华夏族之间的对峙,从战国末年就开始了。赵国首当其冲,因此有了胡服骑射。赵国率先摒弃了华夏族使用四轮战马车的传统,改为建立胡人式的轻骑兵。这里所谓的胡人可能就是匈奴人。由此也可以说明,那个时期的匈奴已经开始发展,军事很强大,战法比中原王朝灵活多变。
秦朝统一后,秦朝主动出击进攻匈奴,这应该是对匈奴的第一次胜利,这次胜利反应出秦军的强大。
秦军为何强大?
统一战争时代的秦朝,可能是中国长城以南的华夏族历史上出现过的唯一一个战士型国家。为什么这么说呢?
从出土的黑夫秦简来看,秦军基层官兵的战备物品很可能是自备的,甚至部分武器也可能是自备的。这和北方部落诸族的战备后勤体制是相同的。这种体制的战争成本不在国家层面,而是摊到了平民阶层。自备的武器一般都很精良,因为谁也不会拿自己的命开玩笑。此外,秦朝和北方部落一样,也几乎全民皆兵,秦朝的晋升制度也是和军功绑定的。理论上只要你胆大命大武艺高,你就可以封侯拜相。这和两晋时期凭借血统显贵的士族门阀制度完全是两码事。
以上,决定了秦军具有和北方部落政权一样强大的战争动员能力。而秦弩机的发明和零部件标准化生产制度的出现,使秦军的武器比匈奴武器更为先进、充足。
上述这些,就是秦军能横扫匈奴的原由。同样,也是秦朝二世而亡的诱因。因为全民皆兵、连年征战,对于农耕民族来说代价很高。无疑意味着农业生产的破坏和生活的困苦。后世,尤其是汉初,批判秦朝的理论甚嚣尘上,万事无不以暴秦为戒。
在楚汉战争时期,因为中原混战无暇北顾,匈奴出现了第一个征服者——冒顿单于,史记记载,他建立了一支40万人的军队。
这样的动员规模是什么概念呢?
整个北方部族社会,能承受的常规兵力在10-14万左右。因为古代塞北能承受的部族社会人口大致在一百万到一百四十万人上下,再多就养不活了。又不种粮食,哪儿有那么多肉吃?
成吉思汗称汗时,蒙古兵力是14万,清八旗入关时更少,不超过13万。到了这个规模就必须扩张了,因为再不扩张,整个游猎社会的物产就没办法支撑这样大规模的军队,很容易生乱。
所以说,冒顿的40万兵力是很恐怖的,它很可能是指匈奴的全部青壮。可以想象一下——蒙古骑兵乘以2.9是什么体验?
所谓强汉,这个强字,也在于汉朝的对手的确不是泛泛之辈。
从屈服到反击汉初白登之围,让汉朝领教了匈奴的厉害。其根本原因就是古代运动战中骑兵克制步兵的铁律。所以秦修长城,就是为了避免频繁的运动战。而汉初以暴秦称之,自然没办法像秦朝那样大规模动员、大兴土木。就连汉文帝也不敢建陵,就是怕重蹈秦朝覆辙。这种状态下谈不上反击。所以西汉初年度过了一段屈服的时期。但是屈服没有什么用,因为敌人不会因为你的屈服而停止对你的进攻。
公元前177年,冒顿击败生活在河西的月氏人,迫使月氏人向西远迁。月氏人是印欧语族群,甘肃是上古历史上印欧人的东缘。而月氏人的西迁压迫了西边的塞种人,导致塞人西迁。塞人的西迁造成了中亚希腊化国家的衰落,直到月氏人在中亚建立贵霜帝国。这是最早的一波西迁浪潮,此后的历史上,西迁浪潮还将发生数次。
公元前167年,匈奴南侵汉境。
为了应对四处扩张的匈奴,汉朝的办法是积蓄力量,建设骑兵。尤其是冲击骑兵。步兵则装备铁弩,射程较匈奴的角弓远。战马方面,饲料是小米等精饲料,马力更强。正是在这样的装备下,汉朝开始有反击的基础。
而匈奴呢,经历了内部争斗和天灾,实力减弱,南侵的兵力锐减到了10万。汉朝方面,马邑之谋,参与设伏的汉军达到了30万,已经是匈奴主力的3倍。马邑设伏被匈奴识破后,和亲式的和平终结了,匈奴开始大规模进攻,汉朝开始反击,收复了河套以南的地区。
这一地区本来属于匈奴,秦军将其夺取,汉初冒顿时期又失去。等到卫青再度收复,已经过了80年的时间。也就是说,古代中原王朝从衰弱到复兴,大致需要80年。同时,匈奴也结束了他最为强大的近百年。
接下来,西汉在河西走廊设立郡县,远征漠北,并且向西域前进。
但是,汉匈战争离结束还早。
通西域 断匈奴张骞出使西域,其根本目的是对匈奴形成合围。客观上使西部的大量瓜果蔬菜进入东部,丰富了东部的餐桌。比如大葱,中餐的灵魂,是从西部传入的。
张骞被匈奴扣留时,发生了一件事。史书记载——
匈奴军臣单于死,军臣单于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为单于,攻破军臣单于太子於单。於单亡降汉,汉封於单为涉安侯。
这件事说明匈奴在与汉朝的战争与博弈下,贵族之间开始了残酷的夺位战。而且,匈奴弱势的一方开始寻求汉朝的帮助。
这是后来南北匈奴走向分裂的征兆。
这段时期,卫青七次出击匈奴,霍去病六次出击匈奴。汉朝进入相对主动的进攻阶段。史书记载,卫青斩捕5万多人,霍去病斩捕11万多人。斩捕16万人什么概念?假设匈奴人口在140万左右,那么仅仅这几次主动出击,就已经减损了匈奴1/9-1/8的人口。至于牲畜,更是以千百万计。
当然了,匈奴仍然有能力反击。汉军劳师袭远,实际上是走钢索,胜败就在一线间。飞将军李广和博望侯张骞最终都受到战局的拖累,一个自刎,一个被贬为庶人,结局令人唏嘘。到了汉武帝晚年,西汉的国家储备几乎被打光了。这一时期的标志性事件就是李陵以5000步兵孤军深入,遭遇8万匈奴骑兵的围攻,在杀伤匈奴上万人以后,汉军最终弹尽粮绝孤立无援,在距离西汉边境不远的地方投降匈奴。这一事件也牵连了司马迁。
这种不计代价、不计成本进攻的最终结果是匈奴休屠王率领数万人归降,他的儿子就是金日磾。此人受到汉武帝赏识,后来成为托孤大臣。
西汉宣帝时期,呼韩邪单于归顺,西汉匈奴分裂成为南匈奴、北匈奴。南匈奴成为汉朝的盟友,而北匈奴在郅支单于的率领下离开漠北王廷,西迁西域,到达今天的中亚地区。这对于西汉是一大利好,因为再打下去,西汉几乎就要走上秦朝的老路了。由此说明,中原王朝对漠北诸族的反击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公元前35年,身在西域的郅支单于正在建立统治,忽然被一帮西汉猛将突袭,陈汤等汉将联合西域兵力,冒险进攻锡尔河流域(今中亚五斯坦地区)的西汉北匈奴,将郅支单于斩落马下, 西汉北匈奴余部从此消失在汉朝的视野里。周围的民族也没有文字记载,成为历史谜团。
这一战中,匈奴阵营中出现了所谓的铁甲鱼鳞阵,即希腊-罗马的重步兵方阵,与古罗马军团的打法极为相似。而且匈奴铸造了罗马军团式的木制堡垒。后人怀疑,这是历史上消失的古罗马东征军团,又或者是亚历山大帝国在中亚的最后遗存。
此战后,南匈奴见漠北空虚,鲜卑人威胁在侧,又回到漠北。此时,名义上南匈奴仍然是汉朝盟友。或者也可以称他们为东匈奴,称郅支单于为西匈奴。
匈奴的复振王莽篡位后西汉灭亡,中原经历了一阵动荡,东部匈奴再度强大。由此可以看出,匈奴与汉朝实际上是密切相关的,此消彼长。
此时的东部漠北匈奴仍是西汉时的南匈奴系,单于是呼韩邪之子乌朱留单于。在王莽时期,新朝与匈奴大打出手,西汉建立的盟友关系破裂,东汉与匈奴在西域展开争夺。
公元48年,东汉匈奴南部的八个贵族开了个会,新朝没有了,他们决定重新归降东汉。此时的南匈奴单于是呼韩邪的孙子,比(名字就一个字,这是王莽规定的)。
自此,东汉南匈奴再也没有离开与东汉的联盟,东汉南北匈奴彻底分裂了。东汉开始派遣官员到南匈奴王廷。后来,设置了匈奴中郎将这一职务,参与东汉南匈奴统治,同时开始策划南匈奴的搬迁工程,东汉准备吸收当地劳动力,让他们去南方务工。
这个时候的战争,主要是东汉南北匈奴间的权力争夺战、以及东汉联合南匈奴、西域力量进攻东汉北匈奴,瓦解北匈奴在西域的控制力,经营西域。这一时期驻扎西部的汉军将领具有极强的冒险精神与个人英雄主义,经常是几十个人聚在一起开个会,喊喊口号就敢对匈奴动手,然后就是合纵连横、攻城略地,撬动历史轮盘。害得长安的东汉朝廷总是在奖励他们与处罚他们之间纠结。
汉朝与唐朝最大的不同是,唐朝开疆拓土,将士多是出身当地的部族,放眼望去,几万唐军,齐刷刷全是胡人。汉朝时则是以汉军为主。
公元87年,鲜卑入侵漠北,北匈奴大败。北匈奴三面被攻。征服者冒顿的子孙们,进入了内忧外患的衰亡时期。南匈奴害怕鲜卑占领漠北,于是邀请东汉,联合进攻北匈奴,意欲重返漠北。
此时,如果东汉不出兵,南匈奴也很有可能击败北匈奴,届时,南匈奴很可能脱离东汉的统治,重新在漠北建立王廷。
公元89年,窦宪、耿秉率领汉军4000,联合南匈奴、羌人3万,击破北匈奴,北匈奴投降20多万人,燕然勒石。
这段历史在5年前(2017年)被证实真实存在。
请注意,此时的东汉北匈奴主体可能已经不是西汉的北匈奴,而是从西汉南匈奴分出去的一部分,两次拆分重组后,东汉北匈奴估计也就几十万人了。一仗被降服了20万,基本就算垮了。这就是为什么汉军要勒石铭记的原因。窦宪他们一定认为,这一时期是决定性胜利,南匈奴成了战友(此时的南匈奴首领都是在中原出生的,第一语言可能是汉语),而漠北匈奴被他们解决了,窦宪他们心情一定非常激动。
此外还有个小原因——窦宪是带罪要求出兵的,目的是将功补过。朝堂上反对他出兵的人很多,认为他动机不纯。现在打赢了,而且是大胜,自然要签字留念。巧的是,这个签字留念渡过了近两千年的漫长时光,居然重见天日。
公元91年,东汉再次出击,耿夔率领汉军骑兵800人,去塞五千里,于金微山(阿尔泰山)斩捕北匈奴5000多人,北匈奴单于带着一部分人逃跑了。至于跑到哪儿了,汉军不知道,剩下的匈奴人降了。
此后,南匈奴内迁,北匈奴投降、瓦解。漠北、西域再无匈奴王廷。鲜卑人开始西迁,渐渐进入漠北匈奴故地,历史上的匈奴帝国消亡了。
(匈奴的汉文文物)
总结从公元前200年的白登之围,到公元91年,汉军耿夔再度击破北匈奴王廷,汉朝和匈奴打了近300年的战争。从32万主力倾巢而出遭遇惨败,老刘家险遭覆灭,到最后八百标兵奔北坡,直接拿下阿尔泰山的西北匈奴王廷。这场战争的惨烈、复杂、漫长,牵扯,博弈,联盟…在中国历史上可能没有第二。匈奴的核心地区,从阴山河套转移到漠北,后来又转移到中亚、阿勒泰地区,最后干脆转移到了谁也不知道的地方…这是一场用300年的时间赢得的胜利。300年间,汉军战山西、守幽燕、收黄河、出塞北、连西域,克中亚、 远征贝加尔,兵锋所向,穿透匈奴的整个疆域。一个雄霸天下,纵横数千里的游牧帝国被打没了。
历史永远继续 没有结果西晋八王之乱后,中原王朝进入衰落期。东汉南匈奴后裔刘渊在山西称帝,鲜卑南下,北方民族建立政权的浪潮开始。严格地说,刘渊所部并非漠北势力,而是早已在中原生活数代的族群。他们并不是入侵,而是自立为王,而且他们打的还是汉朝的旗子。中原王朝的衰落是西晋的帐,不能算到东汉头上。
欧洲出现的匈人是不是西北匈奴的后裔?这一点并无定论。只能说他们的确往那边跑了,但是跑的人不会太多。差一点拿下巴黎的那帮人匈人是不是冒顿的后裔?谁也不知道。不过现在中亚倒是有一大堆人认匈奴为祖先,富在深山有远亲嘛。
西汉北匈奴麾下是不是有古罗马军团?也不知道,总是讨论亚历山大的重步兵能不打得过秦军?打过遭遇战,被击败了。
根据汉朝的记载,匈奴可能属于蒙古人种北亚类型,根据出土文物来判断,匈奴处于骨器、木器混用的水平,皆有少量铁器。
图片来自网络
2. 有什么办法克服人性的贪婪?
人性的本质是什么?千古以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有人说人性本善;有人说人性本恶;也有人说人性如同一张白纸无善也无恶;也有人认为人性是既有善也有恶。
可以说自从人类拥有智慧以来,无数的智者都曾思考过这个问题,对于人性都有各自独特的见解和认识,从而给出无数的答案。 谈恋爱的目的是什么一直以来,人性到底是什么?并没有一个让所有人都认可的答案。 关于人性的学说无数,但大致可以分为四类:性善论;性恶论;性有善有恶论;性无善无恶论。 实际上关于人性争论最激烈的、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性善论和性恶论。 自从人类文明诞生以来,关于人性是善是恶的争论就从来没有停止过。 一直以来,作为人性学说最主流的两派,性善论和性恶论都在争论不休。 两派都有各自独特的见解和依据,都在试图说服对方,但是最终还是谁也说服不了谁。 所以关于人性的定义,一直都难以定论,没有统一的标准。 千古以来,人们一直习惯以善和恶来定义人性。 但是单方面的用善或恶来定义人性,未免过于片面。 善和恶本来就是人性的正反两面,如同硬币的正反两面一般,二者相互依存,缺一不可。 既不能离开恶,单纯的以善来定义人性;也不能抛开善,单纯的用恶来诠释人性。 可以说人性是善恶的混合体,人性本无善恶之分,善恶只不过是人性的具体表现形式而已。 善和恶是人性的一对主要矛盾,善恶对立同一于人性之中。 因此不管是性善论,还是性恶论都是片面的见解,难以全面的诠释人性。 所以自古以来,两派谁也说服不了谁。 这如同那枚金银双面盾牌一样,如果只看到一面,忽视另一面,从而各执己见,只能得出片面的结论。
虽说人性无善恶之分,但人却有善恶之别。 常行善者为善人,多为恶者为恶人。 不管是什么人,只要是人,头脑之中就必然会存在善念和恶念。 可以说世上没有纯善之人,也不存在绝恶之人。 只要是人就会有善恶之心,头脑之中必然存在着一定的善念和恶念。 表现为态度而出,就是善意或恶意待人。 也就是说善人也会有恶念,也可能会做坏事;恶人也会有善念,也可能去做善事。 人有善恶之心,便会有善行与恶行之分,好人与坏人之别。 人有善心,便会心存善念,发挥而出去做好事,便是行善;人有恶心,便会心怀恶念,不加控制去做坏事,便是行恶。 所以简单的以善或恶来定义人性,便会过于片面,有失偏颇,难以全面的诠释人性。 既然不能以善恶来定义人性,那么用什么来定义人性呢?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人性的定义。 所谓人性就是人类的通性和共性,也就是所有人类都拥有的最基本的品性。 简单地说:人性就是人类的本性,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不会改变的天性。 那么人性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实际上回答这个问题非常的简单。 我认为只要是一个智力正常的人,都能够轻松的回答这个问题。 若想知道答案,你只要去问一问自己的本心便可知道。 只要是一个智力正常的人,去叩问一下自我内心真正的想法,便可得出正确的答案。 抛开那些虚伪的道德说教、华而不实的自我标榜和夸夸其谈的表面文章,问一问自己内心真正的想法:你生存的目的是什么?你一切想法的出发点是什么?你做出各种行为的动机又是什么?对,这一切都是为了利己,也只有利己才可以很好的解释人的各种行为的目的和动机之所在。 我们对于人类以外的天下万物,都可以问:“它是什么?”因为万物不论是具有物质,具有生命,或具有意识,如矿物、植物或动物,都有明确的“本质”,可以让人清楚理解。 唯独对于人,不能询问:“人是什么”因为人的意识达到反省阶段,展现自我意识,可以以自我为中心,从事自由的选择。
人的选择构成了人的内涵,因此若由先天界定“人是什么”并无多大意义。 如果询问:“人是什么?”就等于在隐然中假定人与万物无异,是某种具有固定不移的本质的东西。 这样问,完全忽略了人的特性正在于人的自由,可以选择“成为”这样或那样的人。 换言之,我们只能对人询问:“人能够成为什么?”其次,人性在于“能够成为”的动态变化中,亦即在于自由选择的能力中,但是这种自由选择不是没有方向,没有目标的。 人的自由不是盲目任意、为所欲为的,而是以“良知”之“安不安”与“忍不忍”作为引线的。 那么,什么是“良知”?良知不能离开人的行动来孤立地加以理解。 你不行动则已,你一行动则良知随之表现或强或弱、或明或暗的反应。 人的行动中,有部分与良知无关,如出自生物本能的需要之满足,饿了要吃,困了要睡;我们无法从这一类行动看出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性。 但是,除此之外的行动,则大多生于自由抉择,结果则或是符合良知或是背离良知。 我们经常在判断别人,也在判断自己;我们常为某些人的行为觉得遗憾,也常为自己的行为觉得后悔。 我们当然也有欢欣快乐的时候,但是真正的满足往往并非得之于外,而是得之于内的。 因此,“人能够成为什么?”对这个问题的省思已经告诉我们:人性是一种趋向,是开放的、动态的,是等待被实现的潜能。 趋向什么呢?趋向于“善”。 前面说过,人性的趋向受到良知指示,现在又说人性是趋向于善;那么,良知与善有何关系?它们若是同一,则无异于说人性本善,并且难脱循环互证之嫌。 它们若有别异,又当如何理解?首先,良知不宜以善恶规定,因为良知只是人所特有的高级本能,无所谓善恶,但是却在一直发生“安不安”与“忍不忍”,由此而对各种实存处境提出因应之要求。 这种要求则与善有关,是为“善端”。 但是什么是“善”?简单说来,“善”是两个主体之间适当关系之满全。 若无“两个主体”引申至多数主体,则无善可言,譬如漂流到荒岛上的鲁宾逊就无善可行亦无恶可避;若“适当关系”不明,搞不清楚两者之间是父子还是兄弟还是朋友,又岂能谈应该如何;若未能“满全”,则是一种缺乏与遗憾,由此滋生“恶”。 如果对于“善端”旦旦而伐之,则恶行积累,习为自然,非谓人性有恶。 良知可以被遮蔽、扭曲、模糊,但绝不会消失;只须给它机会,仍旧会发出呼声。 但是终究有些人冥顽不灵,无动于衷,这时谓其“非人”可也,把他们排斥于人类之外,而保障了“人”的界说之普遍有效。 如此定义之“善”,已超出人性本善论的窠臼。
换言之,善之动力与要求是来自内在良知的,但是善之内容与判断准则必须兼顾外在处境,如参考每一传统的既成规范,如礼乐制度。 孔子强调学习,立于礼乐,正因为礼乐是成就善行的条件。 无礼乐,则人与人之间的适当关系无从定位,行善的内在动力亦无由实现。 礼乐是外在的规范,亦是相对的,会随着时代而兴革损益,因此必须时时以内在的动力去贞定之。 但是若无礼乐,则民无所措其手足,更谈不上实现人性了。 因此,人性向善论不仅掌握人与万物的差异,而且肯定教育学习与社会规范之意义,同时保存内在良知的特殊价值,以之界定人格的尊严与人生的幸福。
人性的本质是不断地制造需求和不断地满足需求的思维和创造 的智能运动。 为了便于理解人性的本质,可从客观存在的,自然的人性、经 济的人性和社会的人性等三个方面来思考: 自然的人性具有自动地反映出生命生存与发展的最基本的需求 的表现,即,生存、生长、发育、健康、繁殖等最基本的需求的表 现。 对于自然的人性来讲,无所谓善恶之分。 经济的人性反映出人在满足了最基本需求的基础上,具有进一 步追求自我发展,占有更多的资源,满足自我欲望的需求的表现。 从亚当·斯密开始,经济人概念一直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前提, 其思想内容也随着经济学本身的发展而日益丰富。 在现代经济理论 中,经济人的思想主要包含三个命题。 第一,经济人是自利的,总 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地满足自己的欲望。 第二,经济人是理性 的,能正确判断自己的利益,具有对环境的学习适应能力,从而能 最大地实现自己的利益。 第三,只要有优良的法律和制度,经济人 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行动会无意识地有效增进社会公共利益。 经济的人性的概念是经济人概念的延伸。
经济的人性是以自利为主 的,一切从自身利益出发的人性。 社会的人性反映出人具有在满足他人需求的同时满足自身需求 的表现。 人是在自然属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能够劳动和创造的高等动 物。 劳动和创造使人具有了社会属性。 社会的人性的概念是人的社 会属性概念的延伸。 社会的人性是以利他为主的,一切从他人利益 出发从而有可能达到互利的人性。 因此,从以上三个方面来分析,人性的本质实际上是自然的人 性、经济的人性和社会的人性的综合体,只不过,不同的人,或同 一个人的不同时期,其三个方面的人性的需求表现的程度各有不同。
人性就是在一定社会制度和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人的本性。 故而本性,并非是一直停留在"人之初,性本善"的,而是受所处社会环境影响的。 人性是从根本上决定并解释着人类行为的那些人类天性。 人性,即人类天然具备的基本精神属性。 人类社会的一切,都是基本人性的映射。 从心理学角度讲,人有两个本能:生的本能与死的本能。 本能,即本性是支配人行为最强大、最根本的原动力。 生的本能表现为善良、慈爱、宽容等积极光明的行为。 死的本能则表现为杀戮、贪婪、自毁等邪恶极端的行为。 从宗教信仰角度讲,人有神性理性,亦有兽性本能和情感。 从现实层面观察人的行为,任何人都有善良的一面,亦有邪恶的一面。 故人性善恶并存。 任何单纯强调人性本善或者本恶的观点,都是不客观的,都是不符合事实真相的。 利人利己是为善,损人利己是为恶。 损人不利己,则属反人性的行为。 认为利他最终利己的观点其实错误的,表面逻辑上看似是都站得住脚,可是其实一个行为到底是如何断它为利己或是利他就存在困难性,人的行为目的本身就是复杂的,也是很难判断到底是绝对利他或绝对利己的,顶多就是两种成分占的比例多少问题。 关于人性是否可以改变的问题,一直备受争议。 人性不可解放,一但彻底解放人性,则人性之恶无从制约。 人性亦不可压抑,压抑人性的结果,只能是积累仇恨束缚创造力。 善恶具有同等的力量,任何人都是有善恶一体两面,善恶只在一念间,只有抑恶扬善遵循宇宙之理才不会乾坤颠倒。
人性究竟指什么,本善还是本恶?几千年来让中外贤哲争论不休。 不同的回答,导致了不同的文化传统,积淀成不同的社会制度。 性本善是孟子提出的 性本恶是老子提出的 公元前的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大约2500年前吧,孙丘最早谈到了人性。 他老人家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不过,他没给人性下什么定义,也没明确回答人性是善,还是恶。 “性相近”是善相近还是恶相近,“习相远”是善相远还是恶相远?都未明说。 孔夫子到底是大圣人,对人性这个很复杂的问题,他谈得很少,也不轻率武断地下结论。 正如他的弟子子贡所抱怨的:“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这是他老人家的明智之处,也给后人留下了想象、探讨的余地。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断言人性本善的是战国中期的孟轲。 他是孔子的孙子的学生,对孔子极端敬重,曾明确表态:“乃所愿,则学孔子也!” 孟子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 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他把仁义礼智这些所谓的善,当成是人天生就有的,每一个人的人性都是善的,“人皆可以为尧舜”,关键在你是否能“尽心”、“知性”,挖掘、培养这些善的萌芽。 至于什么是人性,孟子没定义;为什么人性本善,孟子没作出严谨的论述。 他对自己的主张,尽管满腔热情地到处宣扬、口诛笔伐地到处游说,总让人觉得有点强词夺理的味道。
比如他对杨朱的“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的“为我说”、墨翟的“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兼爱”说,深恶痛绝,便破口大骂道:“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 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 ”孟子认为,杨朱派主张个人主义,有不对君主尽忠的倾向,这是目无长上;墨翟派主张同视天下,兼爱众人,不分亲疏,有否定对双亲尽孝的倾向,这是目无父母;既不忠君,又不孝亲,这种人就是禽兽。 你看这孟老夫子,动不动就上纲上线,意见相左,便血口喷人,全没有一点宽容之心和仁者情怀,实在有失君子风度。 他还自命孔子的信徒呢,孔子曾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咋就连这点儿涵养都没有了呢?我个人认为:孟子是中国一言堂堂主的始祖。 他的这种动不动就要统一思想的搞法,是深受专制统治者喜爱的。 西汉以后,为何统治者都热衷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孔夫子强调等级、孟子主张一言堂有很大关系;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人性本善,有利于统治者扮神作圣,愚弄百姓。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主张人性本恶的是荀子。 荀子名况,字卿,战国时期赵国人,比孟子小70多岁。 孟子死时,荀子才10多岁,还是个儿童呢。 荀子论述“人性本恶”,相对孟子的“人性本善”,是一个进步。 既有逻辑,不像孟子信口雌黄;又有论证,不像孟子胡搅蛮缠。 与孟子明显不同的是,他对人性下了定义:“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 ”就是说:性,是天赋的、与生俱来的原始质朴的自然属性,是不待后天学习而成的自然本能。 与“性”相对的是“伪”。 “伪”是人为、后天加工的意思。
比如,仁义礼智信就是“伪”,是人为教化的结果。 他认为:“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 性伪合,然后成圣人之名,一天下之功于是就也。 ”荀子明确把人性限定为人的自然属性:“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 ”而把仁义礼智信归结为“伪”,是人的社会属性。 他认为:性是恶的,伪是善的。 如何使人由恶变善呢?荀子认为要通过后天的礼仪教化来“化性起伪”:“人之性恶,其性者伪也。 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仁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 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 故必将有师化之化,礼仪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 由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他认为:凡人都是好色好利、憎丑恨恶的,这些都是人性本恶的表现,如顺其自然发展,社会就会充满争夺、残暴、淫乱。 因此,必须用师法教化、礼仪规范来使人向善,但善不是“性”,而是“伪”。 荀子对孟子的“性善论”给予了批判:“孟子曰:‘人之学者,其性善。 ’曰:是不然!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伪之分者也。 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 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学而能,所事而成者也。 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 ”在荀子看来,孟子的性善论和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良知良能说,是不了解性和伪的区别。 在人性问题上,孟子主张本善,荀子主张本恶。 在人性向善的方法上,孟子主张通过教化,扶植和培养善的萌芽,使善性得以发扬光大;荀子主张通过教化,限制恶的趋势。
贪婪,意思是渴望得到某样东西并且不知道满足。最早出现于《楚辞·离骚》:“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猒乎求索。” 王逸注:“爱财曰贪,爱食曰婪“。对财富的不满足叫贪,对食物的不满足叫婪,随着时代的发展,贪婪也更加广泛,不在局限于对财富和食物。
想要某种东西,不停地占有,而且不停息,甚至阻扰别人能拥有,把该东西当成自己一个人的去完全独占,这就是贪婪的表现。世间有不贪婪的人吗?人是怎么变得贪婪?是人天生的本性?还是后天的改变?
儒家有人性本善,人性本恶的说法,却一直纠缠不清,谁也说服不了说,各自的说法也都有道理。在佛家文化里同样也有贪的说法,贪为为人性三毒之一,又称三垢、三火。此三毒残害身心,使人沉沦于生死轮回,为恶之根源,故又称三不善根。
对于人性的本质来说,贪婪是不是与生俱有的?人性原本也许没有善恶是非的观念,更没有佛家的贪、嗔、痴。与生的本能只是生,大概也没有其他的概念,一个婴孩出生,饿了就找母亲要奶吃,吃饱了就玩,累了就睡,高兴了就笑,不开心就哭。何来贪婪,何来善恶是非?
《老子》:“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是道家的一种生活态度,也是向往中的理想生活。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隐士阶层也同样是如此,一箪食一瓢饮足以满足生活所需,不需要太多追求,更不会要强求占有什么,也就没有贪婪的欲望。
可以说贪婪使在后天慢慢形成的,或者从某个时间段开始,人性之中那种对事物的强烈占有心情出现开始,人性的贪婪就跟随出现了。贪婪有人性内在的原因,也有外在的原因。
从人性的内在本质上来说,当人和人之间存在着利益的关系,当社会出现攀比之风,那人性的贪婪就自然而然会出现,处理好了就是积极向上,追求更多物质和心理的满足;过头就会变得贪得无厌,不择手段地巧取豪夺。有了思想就会有追求,有了利益纷争就会有攀比。
从外在的因素上说,影响人生存的是基础的资源,从开始的饮食,到后面穿着,再到出行,然后是权力等一切外在的物质。人的需求是无限扩展的,但资源是有限的。当社会制度形成,资源的分配和利用就有了严格的规则,想要占有资源,甚至独一无二的拥有,就必须阻扰别人的拥有;他人拥有了,就不能独一无二,就没有独特性。当你占有更多,他人就会越来越少,因此贪婪就占据人的本性,就控制人的思想。
物质的发展是贪婪形成的外在原因,当世间没有那么多物质时,人性就不存在索取,不会有强占之心;当没有物质和权力等诱惑,没有建功立业等声名的绑架,人性也就不会为此发生扭曲,为了看得见的物质和看不见的功名而绞尽脑汁。
愚钝朴实让人没有想法,这是人的天性。每个人都生活在富足、祥和、宁静、喜乐、满足的世界中,交流或者不交流,来往或者不来往,对他们的生活均没有丝毫影响,每一个人都活在当下那一刻, 享受那一刻,听着鸡叫声、狗吠声,头顶白云飘飘,身边清风阵阵,唯恐有任何不速之客打破这一美好时刻。这就是初始社会的形态。
然而社会是发展的、进步的,当原始形态开始崩溃,权贵制度开始形成,利益的纠葛,物质的丰富,资源的分配,阶级形成了,人性也开化了,不再是本来的狩猎、牧渔,需要多少就多少。占有更多资源的拥有话语权,主导权,可以调配他人,可以坐享其成。占有的越多,权力也越大。无限循环下去,贪婪就出现了。
对物质占有的私心,在某些方面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让人类的生活更加富足,这是不可抹杀的功绩。然而独占,不想他人同样占有或占有更多,进而贪婪占有所有或绝大部分,让他人只能在极少数的情况下去相互争抢,而本身却浪费众多的资源,使得阶层中的矛盾加深,社会更加混乱不堪。
贪婪的人不懂得分享,明知本身占有的非常富足,可以剩余众多,却还是不满足,制度使人觉得得到的越多,身份地位等就越高,所能掌握的东西也越多,为了不受他人的钳制,只能拼命的占有,只能不知疲倦地贪婪,拥有的不想放弃,也不愿意放弃,情愿让坏掉,也不愿拿出分享,可以说贪婪更是为了一种身份的体现。
不管是内在的攀比心理,还是外在的对物质权力的占有,人性贪婪的本质都依赖社会制度的形成,当士农工商的阶级产生,君臣父子的等级固化,仁义礼乐的上下严格,资源的享用不同,贪婪就必不可免。贪婪并不可怕,重要的是要有度,要懂得分享,要懂得适可而止。
3. 北京市什么年代成立?
1949年1月31日,傅作义与中国共产党达成和平协议,率领25万国民党军队投向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市,北京和平解放。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决议》,北平更名为北京。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宣告成立。
4. 当了15年的皇帝?
传统文人出于君臣观念将王莽贬为篡位的跳梁小丑,现代五四文人为打翻传统文化的壁垒而称颂王莽为“民选皇帝”,在一片禅让声中,王莽走到了历史前台,无数人在他身上寄托了美好的期望,但他的出现如昙花一现,很快走向灭亡,而且失败得如此惨烈!
王莽篡汉后人常常慨叹王莽不费一兵一卒便轻易得了一片江山, 表面看王莽得益于他的外戚权势,而实际上得利于当时千载难逢的机遇,王莽只不过是顺应了时代潮流。
王莽篡汉之地利与人和西汉末年,国家的军政大权逐渐被汉成帝之母王政君王氏家族把控。王莽的天生优势在于,他也是王家的一分子。王太后有8个兄弟,除了兄弟王曼早死外,其余7个兄弟都被她封为候,执掌朝政。王莽正是王曼的儿子,王家权倾朝野,大多都是十分骄横奢侈,只有王莽是个例外。
他自幼丧父,这样的家庭背景使他从小便与众子侄泾渭分明。他在家孝顺父母,勤奋读书,连日常打扮也是一个普通儒生的样子。在外结交贤士,尊敬长辈,对于官至大司马的叔伯王凤,更是孝顺。王凤生病,王莽鞍前马后的照顾,让叔伯大为感动。因此,王凤在临死前把王莽推上了政途。
几年之间,王莽在官场得到了直升机式的提升,从黄门郎-骑都尉-光禄大夫-新都候,至公元前8年,38岁的王莽已升任大司马(主管全国征战和用兵,是最高军事长官)。尽管王莽的官职越升越高,但他身上丝毫没有官大一级压死人的蛮横。他为人谦逊,不但散财接济门下宾客,而且不遗余力地结交贤士和朝中文武百官,名声超越了他的几位同样手握重权的叔伯。
汉成帝死后,十年间换了两任皇帝,即哀帝和平帝。平帝即位时年仅9岁,国家大事几乎都掌握到了王莽手中。不久王莽被授封为安汉公,并且只受封号退了封地。公元2年,中原发生旱灾和蝗灾,王莽自己拿出100万钱和30顷土地,当作救济灾民的费用,并引发贵族和大臣们的效仿,纷纷出地出钱来赈灾。为此,王政君又封新野之地给他,又被他拒绝了。
王莽这一系列收买人心的操作,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公元3年,王莽将女儿嫁给了平帝为皇后,他也顺理成了国丈,掌握了朝廷更大的权柄。但随着平帝的逐渐长大,再加上王莽杀光了平帝舅舅家的人,还不准其母留在他身边,于是平帝对王莽日益不满。但平帝无权无势又能将羽翼丰满的王莽如何呢?没过不久,王莽便对平帝下了毒手,一杯毒酒结束了平帝的统治。
之后他从刘家宗室里找了一位“代理皇帝”,这时一些吹捧王莽的大臣开始为王莽上位做宣传工作,什么“王莽才是真命天子”,什么汉高祖庙里存着“汉高祖让位给王莽”的铜匣子等等,用迷信思想,用君权天授的思想去影响民众,从而为王莽称帝得到舆论支持。
这时,一向谦虚的王莽突然不再推让了,他派人去向王政君要来汉朝皇帝的玉玺,公元9年正月,王莽自立为帝,将汉家的天下据为己有,并取消了汉朝的称号,改称新朝。西汉的政权就这样被王莽和平过渡了。
王莽篡汉之天时当时的历史背景是,小民百姓在天灾人祸中悲惨度日,可以说汉室王朝民心已失。而西汉儒生注重追求的是“公天下”的理念,即天下非一家一姓之私的观念。上天设立君主并不不是纯粹为了君王的利益,还要建立基本秩序,为民谋福利。
君主要履行天职,就要具备圣贤的品质和非凡的人格魅力,如果君主做不到这一点,就要被革去天命,自然可以被废、被诛、被退位。王莽通过一系列的运作,把自己打造成为具有圣人一般的人格魅力,导致数十万人狂热的追捧他。
因此,王莽以一个道德楷模的形象出现在了世人面前,被民众膜拜,再加上出身显赫,不断的向权力中心进发,最终顺其自然的将帝王收入囊中。
所以,王莽篡汉能成功,也是天时地利人心所向的结果。
王莽夺位后的“无米之炊”王莽建立新朝后,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王国登场了,“无米之炊”的王莽能走多远,几乎是显而易见的。
在位期间,王莽基本在忙着做两件事,一件是改制,另一件就是镇压农民起义,而两者又是一个因果关系。
王莽改制王莽的改制,在其掌握政权前后,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土地制度的变革,官制改革和货币改革。
第一,田制的改革。西汉末年,土地兼并的情况非常严重,土地大多集中在大官僚大贵族和外戚手中,贫富差距十分悬殊。哀帝时即提出限民名田,即限制私人占有土地的数量。到了王莽即位后,再度出台政策来调整土地过于集中的问题,以期望可以缓解日益紧张的社会矛盾,稳定政局,缩小贫富差距。
王莽也实行了一次“土改”,更名天下田为“王田”,以便使土地国有化,然后再按劳动力按人头去分配土地,名义上是通过国有化土地将原先集中的私田还给农民,但实际上这样的操作,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执行起来几乎是不可能的。
首先,“王田”动了大官僚大贵族的奶酪,他们没有人会去配合这样的政策,即使有个别权贵放出一部分土地,也很快会被新起的权贵所吞并。封建王朝的本质是以家天下的理念用以治国,生来就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之上,钱与权的统一是地主贵族的本质。这从根本上已经注定了王莽田改的失败。
其次,就算当时的权贵们尊重田改,也要有一支素质过硬的队伍去执行这项改制,同时推行也需要一套严格的流程制度。这项改制牵扯的不只是个别权贵,而是整个地主阶级,如果没有人去具体推行实施,基本可以认定这是一纸空文,最终逃不过流产的命运。
第三,一纸空文宣布后,一旦没有具体实施细则,反而会在社会上增加混乱,特别是地方上的大混乱,被地方官利用,从而乱上加乱。
果然,改制提出三年后,王莽已知推行不下去,又废除了土改,土地私有重新合法化。财政一旦发生困难,只能重走横征暴敛的老路,结果不仅没有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反而加重了民生凋敝的局面。于是盗寇四起,王莽下台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后人将这项改革称之为复古式改制,本本主义的典型案例,也有一定的道理。
第二,官制的改革。通过王莽田改的失败,我们大致明白,王莽是一个形式主义者,好大喜功,本人也没有什么治国之道。 西汉在董仲书的推动下,确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这实际上有很大弊端。纵观历朝历代,儒学固然一直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存在,但也需根据形势需要,吸收转化其他各家思想,作为非主流的意识形态为其所用,这一点古今皆如此。
儒家重礼,六艺,即《春秋》、《易、》《礼》、《书》、《诗》、《乐》,就是儒生们整理和传承的经典记录。《春秋》纪史事,《易》讲得是认识论和思维方法,《礼》讲礼仪原理及政府机构,《书》是文告的汇总,《诗》是人们交往的文化载体,《乐》是音乐及其意义。王莽在六艺上大作文章,意在赢得儒生阶层的文化认同,得到他们的支持。
司马迁讲儒者,“以为人主天下仪表,君唱臣和,主先臣随”,帝王之所以喜欢儒学,在很大程度上,它助长了帝王权力的无限膨胀,好大喜功。董仲舒把灾异与人事对应起来,又将儒学神化,这股思潮,从西汉后期到东汉都很风靡,在王莽时期最为盛行。
王莽“奏起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筑舍万区,”,明堂、辟雍、灵台都是儒家王道理想中的重要典制,作为圣人教化大行、治趋太平的产物,具有无限神圣崇高的象征。
而实质上,不论六艺还是为学者筑舍万区,王莽无非是在搞形式主义的那一套。但人最怕的就是自欺欺人,在这种氛围之下,王莽最终也把自己绕了进去。他以孔子、周公自拟,“愚昧以为万世笑而不疑”。
成为帝王之后的王莽,对形式主义更加上心,开始改变汉代职官名称。这种只改变职官名称,而不改变官僚机构的架构,实际上带来的效果,不仅没有实际意义,反而让人们很难接受,在使用新名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常常是新名与旧名并用,单 用新名,便不知所云,特别是在地名变更的问题上。
关键王莽改名,改到匈奴那儿还引发了战争。在处理匈奴换印的问题上,引起了匈奴的不满,遂而王莽屯兵边境,庞大的军队给养加重了财政负担,横征暴敛的结果,也加速了社会的动荡。
形式主义的官制变革,在处理匈奴问题上集中爆发出来,也成为王莽统治崩溃的一个触发点。
第三,币制的改革。
王莽在货币上的改革,完全可以理解为搜刮民财,以应对内外浩大的开支所造成的财政拮据。历史证明,任何统治者,妄图想借助于垄断货币发行权,通过发行货币,增大通货膨胀来缓解财政危机的做法,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在西汉,汉武帝在币制上已经进行过变更,以小换大,以轻代重,发行贬值的货币,造成盗铸私铸成风,物价飞涨,并不能解除财政危机。而王莽的币制改革,可以说是在重蹈汉武帝的覆辙,是历史的倒退。但他不如汉武帝的地方在于,汉武帝还知悔改,在意识到错误之后,将货币做得精致,无法盗铸,并将铸币权收归中央,稳住了货币流通。而王莽却至死不知悔改,最终只能自吞苦果。
镇压农民起义王莽改制的全面失败,导致的结果便是农民起义不断。
最早起来反抗王莽的是汉的宗室,不过很快就被王莽镇压了。真正对王莽政权造成是赤眉军和绿林军。
赤眉起义于公元18年爆发,那一年,山东琅琊连年饥旱,饥民聚集,迫于生计起兵反抗。这支农民军实际上很无厘头,没有文书,没有番号,组织涣散,在眉毛上涂赤色,其目的也只是为了在作战时与王莽的军队相区别。但就是这样的农民军,居然也把王莽的正规军给打败了,这说明王莽的军队早已是一盘散沙,不堪一击。
公元20年,南边的绿林军也起义了,同样也是饥民组成的农民军,但官军同样也不敌这些民间武装力量。东边的赤眉,南边的绿林,不断扩大形成规模,而官军对他们的围剿均以失败而告终。
随着汉朝宗室刘玄、刘伯升等的加入,农民起义军发生了质的变化,由乌合之众转变为数十万的正规军。宗室起兵后,义军开始有了政治目的,除了攻城略池之外,还进行政治宣传活动。
而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王莽一直认为百姓起义是为结党谋乱,而非因饥寒所迫,为此还出台了一些苛刻的政策,更是加重了“自杀”的过程。到最后,新朝内部也分崩离析,王莽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困境。
公元23年,王莽的帝王之秀走到了尽头,被义军斩首分尸,退出了历史舞台。
王莽流于形式,走复古主义的道路,以诈伪登场,以悬首于闹市为结局,其间教训甚多,为后世警醒。
5. 战国时期秦国人口?
1、秦始皇在统一六国的时候,秦土地面积大约30万平千米,人口300万(苏秦时期)。
2、秦始皇在统一六国的时候,燕国土地面积大约20万平方千米,人口150万。
3、秦始皇在统一六国的时候,赵国面积大约20多万平方千米,人口350万。
4、秦始皇在统一六国的时候,齐国面积大约15万平方千米,人口300万。
5、秦始皇在统一六国的时候,魏面积大约10万平方千米,人口500万。
6、秦始皇在统一六国的时候,韩面积大约9万平方千米,人口300万。
7、秦始皇在统一六国的时候,楚面积大约50万平方千米,人口300万(苏秦时期)。
8、秦统一六国之后,全国人口不到三千万, 据史籍上记载,战国时秦国人口与军队的比例曾今一度达到了5:1。
扩展资料:
秦国前后用了十年时间就完成了中国的统一,从此结束了春秋以来诸侯割据混战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国家。
秦的统一使人民可以有一个比较安定的环境从事生产。秦朝推行了许多消除分裂因素的措施,为中国长期的统一奠定了基础。这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长期以来,中国社会以高度发展的经济和文化,屹立在世界文明的前列,而且能有效地抵抗外来侵略,保持国家的独立,这与秦统一的开创之功,有着不可分割的历史联系。
6. 古代的姓氏耶律完颜现在都改成什么姓了?
那些耶律、完颜等少数民族国姓,后来都改成什么姓了?
我国姓氏文化中,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一个姓氏的人口越多,意味着这个姓氏在历史上的地位越显赫。比如我国现代人口最多的李、王、张、留、陈、杨、赵,这些姓氏,随随便便就能再是历史上找出一大批的帝王将相。虽然可能大多数名人与当今的芸芸众生都是八竿子八百杆子打不着的亲戚,可依然有人遇上同姓的陌生人会说一句"五百年前一家人"。
非常有趣的是,中国近代的四川军阀刘湘和刘文辉,其实是叔侄俩。这两人为了给自己脸上贴金,直接认了2000多年前的蜀汉皇帝刘备当祖宗。姓氏文化专家一研究,居然真的给他们续上了刘备后人蒲编堂(编草鞋的名门)的家谱。另一个蒲编堂后人,是民国最狂野的知识分子,掌掴委员长的刘文典校长。
中国姓氏文化源远流长,可是当我们看少数民族历史时,却发现他们使用的那些国姓,却大都已经难觅踪迹,这些人的后人,后来都到哪里去了呢?
说到这里,我们不妨先来梳理一下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政权的国姓都有些什么?
1,匈奴族:
匈奴一开始没有姓氏,南匈奴归附汉朝后,大都改为刘姓。南匈奴建立的的政权主要是汉赵(也叫前赵)和大夏。前赵的国姓是刘,大夏的国姓则是赫连。
现在,还有姓赫连的人,他极有可能是匈奴王室后人。
2,摩羯族。
摩羯族其实是匈奴人和鲜卑人的杂交品种,属于边缘化小部族。但是石勒天纵奇才,居然第一次统一了黄河流域。石勒后人被汉人冉闵篡位,摩羯族基本被杀光。
姓石的小伙伴,不要说自己是摩羯座,因为摩羯族已经被杀光了。
3,鲜卑人。
鲜卑人,原先住在鲜卑利亚,现在改为西伯利亚,其实是同一词语的不同翻译。鲜卑人建立的政权还比较多,主要是多个燕国和和多个魏国。燕国的国姓是慕容,所以这一部叫做慕容鲜卑,燕国也有段姓,叫做段氏鲜卑。建立魏国的另一部叫做拓跋鲜卑,后来改姓为元。
现在慕容姓、段姓和元姓,都是存在的,他们有可能是鲜卑王族后人。
4,氐族羌族。
氐族和羌族规模比较小,但是包含的国姓还不少。氐族先后建立过前秦和成汉,国姓分别是符和李。羌族建立了后秦,国姓是姚。
这三种姓,现在还有,而且还不少。
(蒲松龄是不是符pu坚后人?)
5,沙陀族。
沙陀族建立了五代十国中的三个朝代,后唐、后晋和后汉,国姓分别是李、石、刘。
这些都是汉族大姓,不少人以为这三个朝代是汉人朝廷,其实是误解。
6,契丹。
契丹族建立了辽朝,可是他自己又总是改国号为契丹国。在俄罗斯语里面,中国就是契丹。契丹国姓是耶律。
耶律家族最后一个名人,是辅佐成吉思汗的汉文化大臣。这说明,耶律基本从那时起就融入汉人了。耶律姓到现在几乎没有了,很多改成汉姓了。
7,党项和吐蕃、南诏等。
党项族、吐蕃和南诏,都是羌族的分支,党项族一开始姓魏铭,后来改为了李唐赐给的李姓,这一点与沙陀族李克用一样。吐蕃族没有姓氏,后来逐渐以家族徽号、封地为姓氏。南诏也没有姓,南诏国王以父亲名字的最后一个字作为自己名字的第一个字。比如皮逻阁的儿子叫阁罗凤。
8,蒙古。
蒙古族建立的中原政权是元朝,国姓为孛儿只斤。孛儿只斤,后来就成了"包"或者"宝"两个姓氏。
目前蒙古各部的音译复姓,大都改为了乌、席、白、杭等。看起来好像和汉族人没什么区别。
9,女真。
女真族建立过两个中原王朝,分别是金和后金(清),国姓分别是完颜和爱新觉罗。完颜这个姓,一支存在着,清朝丧权辱国割让伊犁的完颜崇厚,就是完颜家族在近代的优秀代表。爱新觉罗在清朝灭亡后,大都改为金姓。因为爱新觉罗就是金子的意思。
爱新觉罗在现代最有名的两人,一个是溥仪七妹金志坚,一位普通的中学教师,临死前说献身革命,奉献教育,是为清朝皇室赎罪。另一个旁支后人启功,是个书法家,他认为自己姓启。
随着网络文化的流行,越来越多人给自己改一个少数民族复姓,慕容、完颜、耶律就成了重灾区。其实这些人不知道,改变自己的姓氏,其实没什么意义。
更有甚者,一些人自称皇室后人,招摇撞骗,又是打款解禁皇室资产,又是兜售壮阳滋阴神药。那就是违法行为了。
7. 玛雅文明真实存在吗?
要把玛雅文明搞懂,一定要从多方面着手,否则,只是觉得怎么会有横空出世,凭空消失,却留下令人匪夷所思的建筑和天文知识,还有令人费解并用所有地球人智慧都还不能解读的玛雅文字。
一生研究玛雅人骨骼的Dr. Vera Tiesler,她干脆在墨西哥收集,专门研究玛雅人骨骼,但是她没有想到玛雅人有两个天壤之别的族群,一个是从一年260天,从卓尔金星,用反重力飞行器,星际穿越到地球的原玛雅人(后脑勺凸出)以及祂们在5000年前,从中国南方用反重力飞行器运来帮祂们广建天文台(玛雅型金字塔)的帮手(后来被称之为玛雅人)。
Dr. Tiesler兴趣在于研究玛雅献祭后的骨骼损伤,这又是原玛雅人离开地球后,留下的玛雅人北上创造的Aztec仿玛雅文明的活人献祭产物,她把后脑勺凸出的原玛雅人当作,小时候缠绕头型的产物。不知真相的参观者只能以讹传讹了!
所以,玛雅概念连一个国际赫赫有名的学者Dr. Vera Tiesler,终其一生都搞不清楚何况是没研究玛雅文化的国人。
玛雅人是5000年前,卓尔金星(一年280天)来的原玛雅外星人,从中国南方以反重力飞行器运到中美洲帮祂们广建金字塔的中国人(后来被称之为玛雅人)。这是语言学泰斗王力教授的文章,比较玛雅语和古汉语的结论是,两种语言在5000年前是同一家。
5000年前之前,原玛雅人到底在哪儿活动,未见有人探讨过,但是,从原玛雅人的超高天文地理知识,和具反重力飞行器等高科技和行为来看,祂们对地球资源,毫无野心,不想占领或统治地球,只是一心一意观测天文,寻找宜居星球,回平行宇宙的卓尔金星或寻找靠近太阳系的宜居星球,八世纪祂们似乎发现了宜居星球,而告别中美洲的玛雅地区,祂们的子民离开了。
从这行为来看,5000年前的几千年,他们可能先到两河流域,开启古埃及文明,这从祂们的后脑勺凸出的头骨,可以看出祂们可能是同一外星种族,法老可能都是原玛雅人,由于祂们人数稀少,可能近亲结婚,而且跟地球人,可能生殖隔阂,没有混血后代。制作木乃伊是想回母星或找到宜居星球时想带回母星埋葬。
所以,祂们指导古埃及的土著,建造埃及金字塔,用反重力飞行器吊起砌好的石块,建造金字塔,观测天文,同时,寻找地球最宜居的地区,广造金字塔,最后找到冬无严寒,夏无酷暑,不会干旱,没有火山,也没山火,无地震,地下水丰富的森林茂密的中美洲。
祂们运中国人到中美洲的玛雅地区后,建了大大小小不下十万座的天文观测台(玛雅金字塔),祂们是统治阶级(祭司或城邦的领导者),祂们对领土或资源没有野心,不往北或往南扩张,仅局限于玛雅地区,可能发现了宜居星球或平行宇宙的卓尔金星,祂们就告别一起共同生活几千年的中国来的玛雅人,离开了,离开前还告诉玛雅人,祂们会回来。祂们可能太神奇了,居然离开几百,一千多年,玛雅人居然不敢破坏玛雅金字塔,宁可集体离开北上,也不敢把石头搬动,盖自己的住宅,就这样,让森林再次覆盖金字塔。
所以,2018年二月,国家地理林宇民团队在危地马拉东北角Peten的Xmakabatun的森林里,用Lidar扫描,发现6000多座建筑,有高速公路系统...真不可思议的是,宁可森林覆盖了,也不敢破坏,而北上去创造仿玛雅文明的Aztec文明。
最后,实在等不到,他们的后代就鸟兽散,往北与其他印第安人混血,开创Aztec仿玛雅文明,但是,没有人再看得懂玛雅文字,所以Aztec仿玛雅文明是人类后来创造的,是文盲的文明,只会活人献祭,等待原玛雅人再回来,等到的是西班牙人,他们没抵抗地欢迎西班牙人。后来知道了,也后悔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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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元前一百万年,汉匈百年战争最后究竟谁赢了?
谢邀。汉匈战争不是百年,而是300年。看完本回答您就回明白——什么叫强汉。
首先回答提问——东汉赢了。最后的结局是南匈奴内附,西、北匈奴(实际上是两支)可能向西远迁了,不知所终。这是国内主流历史观点,应以此为准。
当然了,有不同观点,这个领域有争议很正常。问题的关键是——除了中国,其他古代民族较少有关于匈奴历史的文字记录,所以应该以我们的主流观点为准。换句话说,谁家研究匈奴史都得从中国的史料里查资料,绕不开。打个比方吧——他说他炖豆腐炖得比我好,可是他的豆腐是从我这里买的。
到什么程度?
燕然山 被铭记的历史燕然勒石的典故,说的是东汉时期窦宪、耿秉击败北匈奴军队,在当时被称为燕然山的石壁上刻石铭记的历史。这个石壁早已被蒙古国学者发现,但是他们解读不了。在2014-17年才被国内的学者解读,评定石壁上的文字正是燕然山铭。
燕然山铭的发现,基本证明上古时代的汉文历史记载是有佐证的、真实可信的。并非子虚乌有或夸大其词,所以这个石壁的发现非常重要。感谢窦宪、耿秉,要不是他们在蒙古高原上完成了作业,当时的历史还真不一定解释的清楚。
(匈奴汉印)
南北兴衰匈奴与华夏族之间的对峙,从战国末年就开始了。赵国首当其冲,因此有了胡服骑射。赵国率先摒弃了华夏族使用四轮战马车的传统,改为建立胡人式的轻骑兵。这里所谓的胡人可能就是匈奴人。由此也可以说明,那个时期的匈奴已经开始发展,军事很强大,战法比中原王朝灵活多变。
秦朝统一后,秦朝主动出击进攻匈奴,这应该是对匈奴的第一次胜利,这次胜利反应出秦军的强大。
秦军为何强大?
统一战争时代的秦朝,可能是中国长城以南的华夏族历史上出现过的唯一一个战士型国家。为什么这么说呢?
从出土的黑夫秦简来看,秦军基层官兵的战备物品很可能是自备的,甚至部分武器也可能是自备的。这和北方部落诸族的战备后勤体制是相同的。这种体制的战争成本不在国家层面,而是摊到了平民阶层。自备的武器一般都很精良,因为谁也不会拿自己的命开玩笑。此外,秦朝和北方部落一样,也几乎全民皆兵,秦朝的晋升制度也是和军功绑定的。理论上只要你胆大命大武艺高,你就可以封侯拜相。这和两晋时期凭借血统显贵的士族门阀制度完全是两码事。
以上,决定了秦军具有和北方部落政权一样强大的战争动员能力。而秦弩机的发明和零部件标准化生产制度的出现,使秦军的武器比匈奴武器更为先进、充足。
上述这些,就是秦军能横扫匈奴的原由。同样,也是秦朝二世而亡的诱因。因为全民皆兵、连年征战,对于农耕民族来说代价很高。无疑意味着农业生产的破坏和生活的困苦。后世,尤其是汉初,批判秦朝的理论甚嚣尘上,万事无不以暴秦为戒。
在楚汉战争时期,因为中原混战无暇北顾,匈奴出现了第一个征服者——冒顿单于,史记记载,他建立了一支40万人的军队。
这样的动员规模是什么概念呢?
整个北方部族社会,能承受的常规兵力在10-14万左右。因为古代塞北能承受的部族社会人口大致在一百万到一百四十万人上下,再多就养不活了。又不种粮食,哪儿有那么多肉吃?
成吉思汗称汗时,蒙古兵力是14万,清八旗入关时更少,不超过13万。到了这个规模就必须扩张了,因为再不扩张,整个游猎社会的物产就没办法支撑这样大规模的军队,很容易生乱。
所以说,冒顿的40万兵力是很恐怖的,它很可能是指匈奴的全部青壮。可以想象一下——蒙古骑兵乘以2.9是什么体验?
所谓强汉,这个强字,也在于汉朝的对手的确不是泛泛之辈。
从屈服到反击汉初白登之围,让汉朝领教了匈奴的厉害。其根本原因就是古代运动战中骑兵克制步兵的铁律。所以秦修长城,就是为了避免频繁的运动战。而汉初以暴秦称之,自然没办法像秦朝那样大规模动员、大兴土木。就连汉文帝也不敢建陵,就是怕重蹈秦朝覆辙。这种状态下谈不上反击。所以西汉初年度过了一段屈服的时期。但是屈服没有什么用,因为敌人不会因为你的屈服而停止对你的进攻。
公元前177年,冒顿击败生活在河西的月氏人,迫使月氏人向西远迁。月氏人是印欧语族群,甘肃是上古历史上印欧人的东缘。而月氏人的西迁压迫了西边的塞种人,导致塞人西迁。塞人的西迁造成了中亚希腊化国家的衰落,直到月氏人在中亚建立贵霜帝国。这是最早的一波西迁浪潮,此后的历史上,西迁浪潮还将发生数次。
公元前167年,匈奴南侵汉境。
为了应对四处扩张的匈奴,汉朝的办法是积蓄力量,建设骑兵。尤其是冲击骑兵。步兵则装备铁弩,射程较匈奴的角弓远。战马方面,饲料是小米等精饲料,马力更强。正是在这样的装备下,汉朝开始有反击的基础。
而匈奴呢,经历了内部争斗和天灾,实力减弱,南侵的兵力锐减到了10万。汉朝方面,马邑之谋,参与设伏的汉军达到了30万,已经是匈奴主力的3倍。马邑设伏被匈奴识破后,和亲式的和平终结了,匈奴开始大规模进攻,汉朝开始反击,收复了河套以南的地区。
这一地区本来属于匈奴,秦军将其夺取,汉初冒顿时期又失去。等到卫青再度收复,已经过了80年的时间。也就是说,古代中原王朝从衰弱到复兴,大致需要80年。同时,匈奴也结束了他最为强大的近百年。
接下来,西汉在河西走廊设立郡县,远征漠北,并且向西域前进。
但是,汉匈战争离结束还早。
通西域 断匈奴张骞出使西域,其根本目的是对匈奴形成合围。客观上使西部的大量瓜果蔬菜进入东部,丰富了东部的餐桌。比如大葱,中餐的灵魂,是从西部传入的。
张骞被匈奴扣留时,发生了一件事。史书记载——
匈奴军臣单于死,军臣单于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为单于,攻破军臣单于太子於单。於单亡降汉,汉封於单为涉安侯。
这件事说明匈奴在与汉朝的战争与博弈下,贵族之间开始了残酷的夺位战。而且,匈奴弱势的一方开始寻求汉朝的帮助。
这是后来南北匈奴走向分裂的征兆。
这段时期,卫青七次出击匈奴,霍去病六次出击匈奴。汉朝进入相对主动的进攻阶段。史书记载,卫青斩捕5万多人,霍去病斩捕11万多人。斩捕16万人什么概念?假设匈奴人口在140万左右,那么仅仅这几次主动出击,就已经减损了匈奴1/9-1/8的人口。至于牲畜,更是以千百万计。
当然了,匈奴仍然有能力反击。汉军劳师袭远,实际上是走钢索,胜败就在一线间。飞将军李广和博望侯张骞最终都受到战局的拖累,一个自刎,一个被贬为庶人,结局令人唏嘘。到了汉武帝晚年,西汉的国家储备几乎被打光了。这一时期的标志性事件就是李陵以5000步兵孤军深入,遭遇8万匈奴骑兵的围攻,在杀伤匈奴上万人以后,汉军最终弹尽粮绝孤立无援,在距离西汉边境不远的地方投降匈奴。这一事件也牵连了司马迁。
这种不计代价、不计成本进攻的最终结果是匈奴休屠王率领数万人归降,他的儿子就是金日磾。此人受到汉武帝赏识,后来成为托孤大臣。
西汉宣帝时期,呼韩邪单于归顺,西汉匈奴分裂成为南匈奴、北匈奴。南匈奴成为汉朝的盟友,而北匈奴在郅支单于的率领下离开漠北王廷,西迁西域,到达今天的中亚地区。这对于西汉是一大利好,因为再打下去,西汉几乎就要走上秦朝的老路了。由此说明,中原王朝对漠北诸族的反击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公元前35年,身在西域的郅支单于正在建立统治,忽然被一帮西汉猛将突袭,陈汤等汉将联合西域兵力,冒险进攻锡尔河流域(今中亚五斯坦地区)的西汉北匈奴,将郅支单于斩落马下, 西汉北匈奴余部从此消失在汉朝的视野里。周围的民族也没有文字记载,成为历史谜团。
这一战中,匈奴阵营中出现了所谓的铁甲鱼鳞阵,即希腊-罗马的重步兵方阵,与古罗马军团的打法极为相似。而且匈奴铸造了罗马军团式的木制堡垒。后人怀疑,这是历史上消失的古罗马东征军团,又或者是亚历山大帝国在中亚的最后遗存。
此战后,南匈奴见漠北空虚,鲜卑人威胁在侧,又回到漠北。此时,名义上南匈奴仍然是汉朝盟友。或者也可以称他们为东匈奴,称郅支单于为西匈奴。
匈奴的复振王莽篡位后西汉灭亡,中原经历了一阵动荡,东部匈奴再度强大。由此可以看出,匈奴与汉朝实际上是密切相关的,此消彼长。
此时的东部漠北匈奴仍是西汉时的南匈奴系,单于是呼韩邪之子乌朱留单于。在王莽时期,新朝与匈奴大打出手,西汉建立的盟友关系破裂,东汉与匈奴在西域展开争夺。
公元48年,东汉匈奴南部的八个贵族开了个会,新朝没有了,他们决定重新归降东汉。此时的南匈奴单于是呼韩邪的孙子,比(名字就一个字,这是王莽规定的)。
自此,东汉南匈奴再也没有离开与东汉的联盟,东汉南北匈奴彻底分裂了。东汉开始派遣官员到南匈奴王廷。后来,设置了匈奴中郎将这一职务,参与东汉南匈奴统治,同时开始策划南匈奴的搬迁工程,东汉准备吸收当地劳动力,让他们去南方务工。
这个时候的战争,主要是东汉南北匈奴间的权力争夺战、以及东汉联合南匈奴、西域力量进攻东汉北匈奴,瓦解北匈奴在西域的控制力,经营西域。这一时期驻扎西部的汉军将领具有极强的冒险精神与个人英雄主义,经常是几十个人聚在一起开个会,喊喊口号就敢对匈奴动手,然后就是合纵连横、攻城略地,撬动历史轮盘。害得长安的东汉朝廷总是在奖励他们与处罚他们之间纠结。
汉朝与唐朝最大的不同是,唐朝开疆拓土,将士多是出身当地的部族,放眼望去,几万唐军,齐刷刷全是胡人。汉朝时则是以汉军为主。
公元87年,鲜卑入侵漠北,北匈奴大败。北匈奴三面被攻。征服者冒顿的子孙们,进入了内忧外患的衰亡时期。南匈奴害怕鲜卑占领漠北,于是邀请东汉,联合进攻北匈奴,意欲重返漠北。
此时,如果东汉不出兵,南匈奴也很有可能击败北匈奴,届时,南匈奴很可能脱离东汉的统治,重新在漠北建立王廷。
公元89年,窦宪、耿秉率领汉军4000,联合南匈奴、羌人3万,击破北匈奴,北匈奴投降20多万人,燕然勒石。
这段历史在5年前(2017年)被证实真实存在。
请注意,此时的东汉北匈奴主体可能已经不是西汉的北匈奴,而是从西汉南匈奴分出去的一部分,两次拆分重组后,东汉北匈奴估计也就几十万人了。一仗被降服了20万,基本就算垮了。这就是为什么汉军要勒石铭记的原因。窦宪他们一定认为,这一时期是决定性胜利,南匈奴成了战友(此时的南匈奴首领都是在中原出生的,第一语言可能是汉语),而漠北匈奴被他们解决了,窦宪他们心情一定非常激动。
此外还有个小原因——窦宪是带罪要求出兵的,目的是将功补过。朝堂上反对他出兵的人很多,认为他动机不纯。现在打赢了,而且是大胜,自然要签字留念。巧的是,这个签字留念渡过了近两千年的漫长时光,居然重见天日。
公元91年,东汉再次出击,耿夔率领汉军骑兵800人,去塞五千里,于金微山(阿尔泰山)斩捕北匈奴5000多人,北匈奴单于带着一部分人逃跑了。至于跑到哪儿了,汉军不知道,剩下的匈奴人降了。
此后,南匈奴内迁,北匈奴投降、瓦解。漠北、西域再无匈奴王廷。鲜卑人开始西迁,渐渐进入漠北匈奴故地,历史上的匈奴帝国消亡了。
(匈奴的汉文文物)
总结从公元前200年的白登之围,到公元91年,汉军耿夔再度击破北匈奴王廷,汉朝和匈奴打了近300年的战争。从32万主力倾巢而出遭遇惨败,老刘家险遭覆灭,到最后八百标兵奔北坡,直接拿下阿尔泰山的西北匈奴王廷。这场战争的惨烈、复杂、漫长,牵扯,博弈,联盟…在中国历史上可能没有第二。匈奴的核心地区,从阴山河套转移到漠北,后来又转移到中亚、阿勒泰地区,最后干脆转移到了谁也不知道的地方…这是一场用300年的时间赢得的胜利。300年间,汉军战山西、守幽燕、收黄河、出塞北、连西域,克中亚、 远征贝加尔,兵锋所向,穿透匈奴的整个疆域。一个雄霸天下,纵横数千里的游牧帝国被打没了。
历史永远继续 没有结果西晋八王之乱后,中原王朝进入衰落期。东汉南匈奴后裔刘渊在山西称帝,鲜卑南下,北方民族建立政权的浪潮开始。严格地说,刘渊所部并非漠北势力,而是早已在中原生活数代的族群。他们并不是入侵,而是自立为王,而且他们打的还是汉朝的旗子。中原王朝的衰落是西晋的帐,不能算到东汉头上。
欧洲出现的匈人是不是西北匈奴的后裔?这一点并无定论。只能说他们的确往那边跑了,但是跑的人不会太多。差一点拿下巴黎的那帮人匈人是不是冒顿的后裔?谁也不知道。不过现在中亚倒是有一大堆人认匈奴为祖先,富在深山有远亲嘛。
西汉北匈奴麾下是不是有古罗马军团?也不知道,总是讨论亚历山大的重步兵能不打得过秦军?打过遭遇战,被击败了。
根据汉朝的记载,匈奴可能属于蒙古人种北亚类型,根据出土文物来判断,匈奴处于骨器、木器混用的水平,皆有少量铁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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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什么办法克服人性的贪婪?
人性的本质是什么?千古以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有人说人性本善;有人说人性本恶;也有人说人性如同一张白纸无善也无恶;也有人认为人性是既有善也有恶。
可以说自从人类拥有智慧以来,无数的智者都曾思考过这个问题,对于人性都有各自独特的见解和认识,从而给出无数的答案。 谈恋爱的目的是什么一直以来,人性到底是什么?并没有一个让所有人都认可的答案。 关于人性的学说无数,但大致可以分为四类:性善论;性恶论;性有善有恶论;性无善无恶论。 实际上关于人性争论最激烈的、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性善论和性恶论。 自从人类文明诞生以来,关于人性是善是恶的争论就从来没有停止过。 一直以来,作为人性学说最主流的两派,性善论和性恶论都在争论不休。 两派都有各自独特的见解和依据,都在试图说服对方,但是最终还是谁也说服不了谁。 所以关于人性的定义,一直都难以定论,没有统一的标准。 千古以来,人们一直习惯以善和恶来定义人性。 但是单方面的用善或恶来定义人性,未免过于片面。 善和恶本来就是人性的正反两面,如同硬币的正反两面一般,二者相互依存,缺一不可。 既不能离开恶,单纯的以善来定义人性;也不能抛开善,单纯的用恶来诠释人性。 可以说人性是善恶的混合体,人性本无善恶之分,善恶只不过是人性的具体表现形式而已。 善和恶是人性的一对主要矛盾,善恶对立同一于人性之中。 因此不管是性善论,还是性恶论都是片面的见解,难以全面的诠释人性。 所以自古以来,两派谁也说服不了谁。 这如同那枚金银双面盾牌一样,如果只看到一面,忽视另一面,从而各执己见,只能得出片面的结论。
虽说人性无善恶之分,但人却有善恶之别。 常行善者为善人,多为恶者为恶人。 不管是什么人,只要是人,头脑之中就必然会存在善念和恶念。 可以说世上没有纯善之人,也不存在绝恶之人。 只要是人就会有善恶之心,头脑之中必然存在着一定的善念和恶念。 表现为态度而出,就是善意或恶意待人。 也就是说善人也会有恶念,也可能会做坏事;恶人也会有善念,也可能去做善事。 人有善恶之心,便会有善行与恶行之分,好人与坏人之别。 人有善心,便会心存善念,发挥而出去做好事,便是行善;人有恶心,便会心怀恶念,不加控制去做坏事,便是行恶。 所以简单的以善或恶来定义人性,便会过于片面,有失偏颇,难以全面的诠释人性。 既然不能以善恶来定义人性,那么用什么来定义人性呢?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人性的定义。 所谓人性就是人类的通性和共性,也就是所有人类都拥有的最基本的品性。 简单地说:人性就是人类的本性,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不会改变的天性。 那么人性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实际上回答这个问题非常的简单。 我认为只要是一个智力正常的人,都能够轻松的回答这个问题。 若想知道答案,你只要去问一问自己的本心便可知道。 只要是一个智力正常的人,去叩问一下自我内心真正的想法,便可得出正确的答案。 抛开那些虚伪的道德说教、华而不实的自我标榜和夸夸其谈的表面文章,问一问自己内心真正的想法:你生存的目的是什么?你一切想法的出发点是什么?你做出各种行为的动机又是什么?对,这一切都是为了利己,也只有利己才可以很好的解释人的各种行为的目的和动机之所在。 我们对于人类以外的天下万物,都可以问:“它是什么?”因为万物不论是具有物质,具有生命,或具有意识,如矿物、植物或动物,都有明确的“本质”,可以让人清楚理解。 唯独对于人,不能询问:“人是什么”因为人的意识达到反省阶段,展现自我意识,可以以自我为中心,从事自由的选择。
人的选择构成了人的内涵,因此若由先天界定“人是什么”并无多大意义。 如果询问:“人是什么?”就等于在隐然中假定人与万物无异,是某种具有固定不移的本质的东西。 这样问,完全忽略了人的特性正在于人的自由,可以选择“成为”这样或那样的人。 换言之,我们只能对人询问:“人能够成为什么?”其次,人性在于“能够成为”的动态变化中,亦即在于自由选择的能力中,但是这种自由选择不是没有方向,没有目标的。 人的自由不是盲目任意、为所欲为的,而是以“良知”之“安不安”与“忍不忍”作为引线的。 那么,什么是“良知”?良知不能离开人的行动来孤立地加以理解。 你不行动则已,你一行动则良知随之表现或强或弱、或明或暗的反应。 人的行动中,有部分与良知无关,如出自生物本能的需要之满足,饿了要吃,困了要睡;我们无法从这一类行动看出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性。 但是,除此之外的行动,则大多生于自由抉择,结果则或是符合良知或是背离良知。 我们经常在判断别人,也在判断自己;我们常为某些人的行为觉得遗憾,也常为自己的行为觉得后悔。 我们当然也有欢欣快乐的时候,但是真正的满足往往并非得之于外,而是得之于内的。 因此,“人能够成为什么?”对这个问题的省思已经告诉我们:人性是一种趋向,是开放的、动态的,是等待被实现的潜能。 趋向什么呢?趋向于“善”。 前面说过,人性的趋向受到良知指示,现在又说人性是趋向于善;那么,良知与善有何关系?它们若是同一,则无异于说人性本善,并且难脱循环互证之嫌。 它们若有别异,又当如何理解?首先,良知不宜以善恶规定,因为良知只是人所特有的高级本能,无所谓善恶,但是却在一直发生“安不安”与“忍不忍”,由此而对各种实存处境提出因应之要求。 这种要求则与善有关,是为“善端”。 但是什么是“善”?简单说来,“善”是两个主体之间适当关系之满全。 若无“两个主体”引申至多数主体,则无善可言,譬如漂流到荒岛上的鲁宾逊就无善可行亦无恶可避;若“适当关系”不明,搞不清楚两者之间是父子还是兄弟还是朋友,又岂能谈应该如何;若未能“满全”,则是一种缺乏与遗憾,由此滋生“恶”。 如果对于“善端”旦旦而伐之,则恶行积累,习为自然,非谓人性有恶。 良知可以被遮蔽、扭曲、模糊,但绝不会消失;只须给它机会,仍旧会发出呼声。 但是终究有些人冥顽不灵,无动于衷,这时谓其“非人”可也,把他们排斥于人类之外,而保障了“人”的界说之普遍有效。 如此定义之“善”,已超出人性本善论的窠臼。
换言之,善之动力与要求是来自内在良知的,但是善之内容与判断准则必须兼顾外在处境,如参考每一传统的既成规范,如礼乐制度。 孔子强调学习,立于礼乐,正因为礼乐是成就善行的条件。 无礼乐,则人与人之间的适当关系无从定位,行善的内在动力亦无由实现。 礼乐是外在的规范,亦是相对的,会随着时代而兴革损益,因此必须时时以内在的动力去贞定之。 但是若无礼乐,则民无所措其手足,更谈不上实现人性了。 因此,人性向善论不仅掌握人与万物的差异,而且肯定教育学习与社会规范之意义,同时保存内在良知的特殊价值,以之界定人格的尊严与人生的幸福。
人性的本质是不断地制造需求和不断地满足需求的思维和创造 的智能运动。 为了便于理解人性的本质,可从客观存在的,自然的人性、经 济的人性和社会的人性等三个方面来思考: 自然的人性具有自动地反映出生命生存与发展的最基本的需求 的表现,即,生存、生长、发育、健康、繁殖等最基本的需求的表 现。 对于自然的人性来讲,无所谓善恶之分。 经济的人性反映出人在满足了最基本需求的基础上,具有进一 步追求自我发展,占有更多的资源,满足自我欲望的需求的表现。 从亚当·斯密开始,经济人概念一直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前提, 其思想内容也随着经济学本身的发展而日益丰富。 在现代经济理论 中,经济人的思想主要包含三个命题。 第一,经济人是自利的,总 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地满足自己的欲望。 第二,经济人是理性 的,能正确判断自己的利益,具有对环境的学习适应能力,从而能 最大地实现自己的利益。 第三,只要有优良的法律和制度,经济人 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行动会无意识地有效增进社会公共利益。 经济的人性的概念是经济人概念的延伸。
经济的人性是以自利为主 的,一切从自身利益出发的人性。 社会的人性反映出人具有在满足他人需求的同时满足自身需求 的表现。 人是在自然属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能够劳动和创造的高等动 物。 劳动和创造使人具有了社会属性。 社会的人性的概念是人的社 会属性概念的延伸。 社会的人性是以利他为主的,一切从他人利益 出发从而有可能达到互利的人性。 因此,从以上三个方面来分析,人性的本质实际上是自然的人 性、经济的人性和社会的人性的综合体,只不过,不同的人,或同 一个人的不同时期,其三个方面的人性的需求表现的程度各有不同。
人性就是在一定社会制度和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人的本性。 故而本性,并非是一直停留在"人之初,性本善"的,而是受所处社会环境影响的。 人性是从根本上决定并解释着人类行为的那些人类天性。 人性,即人类天然具备的基本精神属性。 人类社会的一切,都是基本人性的映射。 从心理学角度讲,人有两个本能:生的本能与死的本能。 本能,即本性是支配人行为最强大、最根本的原动力。 生的本能表现为善良、慈爱、宽容等积极光明的行为。 死的本能则表现为杀戮、贪婪、自毁等邪恶极端的行为。 从宗教信仰角度讲,人有神性理性,亦有兽性本能和情感。 从现实层面观察人的行为,任何人都有善良的一面,亦有邪恶的一面。 故人性善恶并存。 任何单纯强调人性本善或者本恶的观点,都是不客观的,都是不符合事实真相的。 利人利己是为善,损人利己是为恶。 损人不利己,则属反人性的行为。 认为利他最终利己的观点其实错误的,表面逻辑上看似是都站得住脚,可是其实一个行为到底是如何断它为利己或是利他就存在困难性,人的行为目的本身就是复杂的,也是很难判断到底是绝对利他或绝对利己的,顶多就是两种成分占的比例多少问题。 关于人性是否可以改变的问题,一直备受争议。 人性不可解放,一但彻底解放人性,则人性之恶无从制约。 人性亦不可压抑,压抑人性的结果,只能是积累仇恨束缚创造力。 善恶具有同等的力量,任何人都是有善恶一体两面,善恶只在一念间,只有抑恶扬善遵循宇宙之理才不会乾坤颠倒。
人性究竟指什么,本善还是本恶?几千年来让中外贤哲争论不休。 不同的回答,导致了不同的文化传统,积淀成不同的社会制度。 性本善是孟子提出的 性本恶是老子提出的 公元前的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大约2500年前吧,孙丘最早谈到了人性。 他老人家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不过,他没给人性下什么定义,也没明确回答人性是善,还是恶。 “性相近”是善相近还是恶相近,“习相远”是善相远还是恶相远?都未明说。 孔夫子到底是大圣人,对人性这个很复杂的问题,他谈得很少,也不轻率武断地下结论。 正如他的弟子子贡所抱怨的:“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这是他老人家的明智之处,也给后人留下了想象、探讨的余地。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断言人性本善的是战国中期的孟轲。 他是孔子的孙子的学生,对孔子极端敬重,曾明确表态:“乃所愿,则学孔子也!” 孟子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 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他把仁义礼智这些所谓的善,当成是人天生就有的,每一个人的人性都是善的,“人皆可以为尧舜”,关键在你是否能“尽心”、“知性”,挖掘、培养这些善的萌芽。 至于什么是人性,孟子没定义;为什么人性本善,孟子没作出严谨的论述。 他对自己的主张,尽管满腔热情地到处宣扬、口诛笔伐地到处游说,总让人觉得有点强词夺理的味道。
比如他对杨朱的“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的“为我说”、墨翟的“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兼爱”说,深恶痛绝,便破口大骂道:“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 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 ”孟子认为,杨朱派主张个人主义,有不对君主尽忠的倾向,这是目无长上;墨翟派主张同视天下,兼爱众人,不分亲疏,有否定对双亲尽孝的倾向,这是目无父母;既不忠君,又不孝亲,这种人就是禽兽。 你看这孟老夫子,动不动就上纲上线,意见相左,便血口喷人,全没有一点宽容之心和仁者情怀,实在有失君子风度。 他还自命孔子的信徒呢,孔子曾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咋就连这点儿涵养都没有了呢?我个人认为:孟子是中国一言堂堂主的始祖。 他的这种动不动就要统一思想的搞法,是深受专制统治者喜爱的。 西汉以后,为何统治者都热衷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孔夫子强调等级、孟子主张一言堂有很大关系;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人性本善,有利于统治者扮神作圣,愚弄百姓。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主张人性本恶的是荀子。 荀子名况,字卿,战国时期赵国人,比孟子小70多岁。 孟子死时,荀子才10多岁,还是个儿童呢。 荀子论述“人性本恶”,相对孟子的“人性本善”,是一个进步。 既有逻辑,不像孟子信口雌黄;又有论证,不像孟子胡搅蛮缠。 与孟子明显不同的是,他对人性下了定义:“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 ”就是说:性,是天赋的、与生俱来的原始质朴的自然属性,是不待后天学习而成的自然本能。 与“性”相对的是“伪”。 “伪”是人为、后天加工的意思。
比如,仁义礼智信就是“伪”,是人为教化的结果。 他认为:“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 性伪合,然后成圣人之名,一天下之功于是就也。 ”荀子明确把人性限定为人的自然属性:“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 ”而把仁义礼智信归结为“伪”,是人的社会属性。 他认为:性是恶的,伪是善的。 如何使人由恶变善呢?荀子认为要通过后天的礼仪教化来“化性起伪”:“人之性恶,其性者伪也。 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仁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 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 故必将有师化之化,礼仪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 由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他认为:凡人都是好色好利、憎丑恨恶的,这些都是人性本恶的表现,如顺其自然发展,社会就会充满争夺、残暴、淫乱。 因此,必须用师法教化、礼仪规范来使人向善,但善不是“性”,而是“伪”。 荀子对孟子的“性善论”给予了批判:“孟子曰:‘人之学者,其性善。 ’曰:是不然!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伪之分者也。 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 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学而能,所事而成者也。 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 ”在荀子看来,孟子的性善论和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良知良能说,是不了解性和伪的区别。 在人性问题上,孟子主张本善,荀子主张本恶。 在人性向善的方法上,孟子主张通过教化,扶植和培养善的萌芽,使善性得以发扬光大;荀子主张通过教化,限制恶的趋势。
贪婪,意思是渴望得到某样东西并且不知道满足。最早出现于《楚辞·离骚》:“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猒乎求索。” 王逸注:“爱财曰贪,爱食曰婪“。对财富的不满足叫贪,对食物的不满足叫婪,随着时代的发展,贪婪也更加广泛,不在局限于对财富和食物。
想要某种东西,不停地占有,而且不停息,甚至阻扰别人能拥有,把该东西当成自己一个人的去完全独占,这就是贪婪的表现。世间有不贪婪的人吗?人是怎么变得贪婪?是人天生的本性?还是后天的改变?
儒家有人性本善,人性本恶的说法,却一直纠缠不清,谁也说服不了说,各自的说法也都有道理。在佛家文化里同样也有贪的说法,贪为为人性三毒之一,又称三垢、三火。此三毒残害身心,使人沉沦于生死轮回,为恶之根源,故又称三不善根。
对于人性的本质来说,贪婪是不是与生俱有的?人性原本也许没有善恶是非的观念,更没有佛家的贪、嗔、痴。与生的本能只是生,大概也没有其他的概念,一个婴孩出生,饿了就找母亲要奶吃,吃饱了就玩,累了就睡,高兴了就笑,不开心就哭。何来贪婪,何来善恶是非?
《老子》:“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是道家的一种生活态度,也是向往中的理想生活。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隐士阶层也同样是如此,一箪食一瓢饮足以满足生活所需,不需要太多追求,更不会要强求占有什么,也就没有贪婪的欲望。
可以说贪婪使在后天慢慢形成的,或者从某个时间段开始,人性之中那种对事物的强烈占有心情出现开始,人性的贪婪就跟随出现了。贪婪有人性内在的原因,也有外在的原因。
从人性的内在本质上来说,当人和人之间存在着利益的关系,当社会出现攀比之风,那人性的贪婪就自然而然会出现,处理好了就是积极向上,追求更多物质和心理的满足;过头就会变得贪得无厌,不择手段地巧取豪夺。有了思想就会有追求,有了利益纷争就会有攀比。
从外在的因素上说,影响人生存的是基础的资源,从开始的饮食,到后面穿着,再到出行,然后是权力等一切外在的物质。人的需求是无限扩展的,但资源是有限的。当社会制度形成,资源的分配和利用就有了严格的规则,想要占有资源,甚至独一无二的拥有,就必须阻扰别人的拥有;他人拥有了,就不能独一无二,就没有独特性。当你占有更多,他人就会越来越少,因此贪婪就占据人的本性,就控制人的思想。
物质的发展是贪婪形成的外在原因,当世间没有那么多物质时,人性就不存在索取,不会有强占之心;当没有物质和权力等诱惑,没有建功立业等声名的绑架,人性也就不会为此发生扭曲,为了看得见的物质和看不见的功名而绞尽脑汁。
愚钝朴实让人没有想法,这是人的天性。每个人都生活在富足、祥和、宁静、喜乐、满足的世界中,交流或者不交流,来往或者不来往,对他们的生活均没有丝毫影响,每一个人都活在当下那一刻, 享受那一刻,听着鸡叫声、狗吠声,头顶白云飘飘,身边清风阵阵,唯恐有任何不速之客打破这一美好时刻。这就是初始社会的形态。
然而社会是发展的、进步的,当原始形态开始崩溃,权贵制度开始形成,利益的纠葛,物质的丰富,资源的分配,阶级形成了,人性也开化了,不再是本来的狩猎、牧渔,需要多少就多少。占有更多资源的拥有话语权,主导权,可以调配他人,可以坐享其成。占有的越多,权力也越大。无限循环下去,贪婪就出现了。
对物质占有的私心,在某些方面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让人类的生活更加富足,这是不可抹杀的功绩。然而独占,不想他人同样占有或占有更多,进而贪婪占有所有或绝大部分,让他人只能在极少数的情况下去相互争抢,而本身却浪费众多的资源,使得阶层中的矛盾加深,社会更加混乱不堪。
贪婪的人不懂得分享,明知本身占有的非常富足,可以剩余众多,却还是不满足,制度使人觉得得到的越多,身份地位等就越高,所能掌握的东西也越多,为了不受他人的钳制,只能拼命的占有,只能不知疲倦地贪婪,拥有的不想放弃,也不愿意放弃,情愿让坏掉,也不愿拿出分享,可以说贪婪更是为了一种身份的体现。
不管是内在的攀比心理,还是外在的对物质权力的占有,人性贪婪的本质都依赖社会制度的形成,当士农工商的阶级产生,君臣父子的等级固化,仁义礼乐的上下严格,资源的享用不同,贪婪就必不可免。贪婪并不可怕,重要的是要有度,要懂得分享,要懂得适可而止。
3. 北京市什么年代成立?
1949年1月31日,傅作义与中国共产党达成和平协议,率领25万国民党军队投向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市,北京和平解放。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决议》,北平更名为北京。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宣告成立。
4. 当了15年的皇帝?
传统文人出于君臣观念将王莽贬为篡位的跳梁小丑,现代五四文人为打翻传统文化的壁垒而称颂王莽为“民选皇帝”,在一片禅让声中,王莽走到了历史前台,无数人在他身上寄托了美好的期望,但他的出现如昙花一现,很快走向灭亡,而且失败得如此惨烈!
王莽篡汉后人常常慨叹王莽不费一兵一卒便轻易得了一片江山, 表面看王莽得益于他的外戚权势,而实际上得利于当时千载难逢的机遇,王莽只不过是顺应了时代潮流。
王莽篡汉之地利与人和西汉末年,国家的军政大权逐渐被汉成帝之母王政君王氏家族把控。王莽的天生优势在于,他也是王家的一分子。王太后有8个兄弟,除了兄弟王曼早死外,其余7个兄弟都被她封为候,执掌朝政。王莽正是王曼的儿子,王家权倾朝野,大多都是十分骄横奢侈,只有王莽是个例外。
他自幼丧父,这样的家庭背景使他从小便与众子侄泾渭分明。他在家孝顺父母,勤奋读书,连日常打扮也是一个普通儒生的样子。在外结交贤士,尊敬长辈,对于官至大司马的叔伯王凤,更是孝顺。王凤生病,王莽鞍前马后的照顾,让叔伯大为感动。因此,王凤在临死前把王莽推上了政途。
几年之间,王莽在官场得到了直升机式的提升,从黄门郎-骑都尉-光禄大夫-新都候,至公元前8年,38岁的王莽已升任大司马(主管全国征战和用兵,是最高军事长官)。尽管王莽的官职越升越高,但他身上丝毫没有官大一级压死人的蛮横。他为人谦逊,不但散财接济门下宾客,而且不遗余力地结交贤士和朝中文武百官,名声超越了他的几位同样手握重权的叔伯。
汉成帝死后,十年间换了两任皇帝,即哀帝和平帝。平帝即位时年仅9岁,国家大事几乎都掌握到了王莽手中。不久王莽被授封为安汉公,并且只受封号退了封地。公元2年,中原发生旱灾和蝗灾,王莽自己拿出100万钱和30顷土地,当作救济灾民的费用,并引发贵族和大臣们的效仿,纷纷出地出钱来赈灾。为此,王政君又封新野之地给他,又被他拒绝了。
王莽这一系列收买人心的操作,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公元3年,王莽将女儿嫁给了平帝为皇后,他也顺理成了国丈,掌握了朝廷更大的权柄。但随着平帝的逐渐长大,再加上王莽杀光了平帝舅舅家的人,还不准其母留在他身边,于是平帝对王莽日益不满。但平帝无权无势又能将羽翼丰满的王莽如何呢?没过不久,王莽便对平帝下了毒手,一杯毒酒结束了平帝的统治。
之后他从刘家宗室里找了一位“代理皇帝”,这时一些吹捧王莽的大臣开始为王莽上位做宣传工作,什么“王莽才是真命天子”,什么汉高祖庙里存着“汉高祖让位给王莽”的铜匣子等等,用迷信思想,用君权天授的思想去影响民众,从而为王莽称帝得到舆论支持。
这时,一向谦虚的王莽突然不再推让了,他派人去向王政君要来汉朝皇帝的玉玺,公元9年正月,王莽自立为帝,将汉家的天下据为己有,并取消了汉朝的称号,改称新朝。西汉的政权就这样被王莽和平过渡了。
王莽篡汉之天时当时的历史背景是,小民百姓在天灾人祸中悲惨度日,可以说汉室王朝民心已失。而西汉儒生注重追求的是“公天下”的理念,即天下非一家一姓之私的观念。上天设立君主并不不是纯粹为了君王的利益,还要建立基本秩序,为民谋福利。
君主要履行天职,就要具备圣贤的品质和非凡的人格魅力,如果君主做不到这一点,就要被革去天命,自然可以被废、被诛、被退位。王莽通过一系列的运作,把自己打造成为具有圣人一般的人格魅力,导致数十万人狂热的追捧他。
因此,王莽以一个道德楷模的形象出现在了世人面前,被民众膜拜,再加上出身显赫,不断的向权力中心进发,最终顺其自然的将帝王收入囊中。
所以,王莽篡汉能成功,也是天时地利人心所向的结果。
王莽夺位后的“无米之炊”王莽建立新朝后,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王国登场了,“无米之炊”的王莽能走多远,几乎是显而易见的。
在位期间,王莽基本在忙着做两件事,一件是改制,另一件就是镇压农民起义,而两者又是一个因果关系。
王莽改制王莽的改制,在其掌握政权前后,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土地制度的变革,官制改革和货币改革。
第一,田制的改革。西汉末年,土地兼并的情况非常严重,土地大多集中在大官僚大贵族和外戚手中,贫富差距十分悬殊。哀帝时即提出限民名田,即限制私人占有土地的数量。到了王莽即位后,再度出台政策来调整土地过于集中的问题,以期望可以缓解日益紧张的社会矛盾,稳定政局,缩小贫富差距。
王莽也实行了一次“土改”,更名天下田为“王田”,以便使土地国有化,然后再按劳动力按人头去分配土地,名义上是通过国有化土地将原先集中的私田还给农民,但实际上这样的操作,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执行起来几乎是不可能的。
首先,“王田”动了大官僚大贵族的奶酪,他们没有人会去配合这样的政策,即使有个别权贵放出一部分土地,也很快会被新起的权贵所吞并。封建王朝的本质是以家天下的理念用以治国,生来就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之上,钱与权的统一是地主贵族的本质。这从根本上已经注定了王莽田改的失败。
其次,就算当时的权贵们尊重田改,也要有一支素质过硬的队伍去执行这项改制,同时推行也需要一套严格的流程制度。这项改制牵扯的不只是个别权贵,而是整个地主阶级,如果没有人去具体推行实施,基本可以认定这是一纸空文,最终逃不过流产的命运。
第三,一纸空文宣布后,一旦没有具体实施细则,反而会在社会上增加混乱,特别是地方上的大混乱,被地方官利用,从而乱上加乱。
果然,改制提出三年后,王莽已知推行不下去,又废除了土改,土地私有重新合法化。财政一旦发生困难,只能重走横征暴敛的老路,结果不仅没有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反而加重了民生凋敝的局面。于是盗寇四起,王莽下台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后人将这项改革称之为复古式改制,本本主义的典型案例,也有一定的道理。
第二,官制的改革。通过王莽田改的失败,我们大致明白,王莽是一个形式主义者,好大喜功,本人也没有什么治国之道。 西汉在董仲书的推动下,确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这实际上有很大弊端。纵观历朝历代,儒学固然一直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存在,但也需根据形势需要,吸收转化其他各家思想,作为非主流的意识形态为其所用,这一点古今皆如此。
儒家重礼,六艺,即《春秋》、《易、》《礼》、《书》、《诗》、《乐》,就是儒生们整理和传承的经典记录。《春秋》纪史事,《易》讲得是认识论和思维方法,《礼》讲礼仪原理及政府机构,《书》是文告的汇总,《诗》是人们交往的文化载体,《乐》是音乐及其意义。王莽在六艺上大作文章,意在赢得儒生阶层的文化认同,得到他们的支持。
司马迁讲儒者,“以为人主天下仪表,君唱臣和,主先臣随”,帝王之所以喜欢儒学,在很大程度上,它助长了帝王权力的无限膨胀,好大喜功。董仲舒把灾异与人事对应起来,又将儒学神化,这股思潮,从西汉后期到东汉都很风靡,在王莽时期最为盛行。
王莽“奏起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筑舍万区,”,明堂、辟雍、灵台都是儒家王道理想中的重要典制,作为圣人教化大行、治趋太平的产物,具有无限神圣崇高的象征。
而实质上,不论六艺还是为学者筑舍万区,王莽无非是在搞形式主义的那一套。但人最怕的就是自欺欺人,在这种氛围之下,王莽最终也把自己绕了进去。他以孔子、周公自拟,“愚昧以为万世笑而不疑”。
成为帝王之后的王莽,对形式主义更加上心,开始改变汉代职官名称。这种只改变职官名称,而不改变官僚机构的架构,实际上带来的效果,不仅没有实际意义,反而让人们很难接受,在使用新名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常常是新名与旧名并用,单 用新名,便不知所云,特别是在地名变更的问题上。
关键王莽改名,改到匈奴那儿还引发了战争。在处理匈奴换印的问题上,引起了匈奴的不满,遂而王莽屯兵边境,庞大的军队给养加重了财政负担,横征暴敛的结果,也加速了社会的动荡。
形式主义的官制变革,在处理匈奴问题上集中爆发出来,也成为王莽统治崩溃的一个触发点。
第三,币制的改革。
王莽在货币上的改革,完全可以理解为搜刮民财,以应对内外浩大的开支所造成的财政拮据。历史证明,任何统治者,妄图想借助于垄断货币发行权,通过发行货币,增大通货膨胀来缓解财政危机的做法,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在西汉,汉武帝在币制上已经进行过变更,以小换大,以轻代重,发行贬值的货币,造成盗铸私铸成风,物价飞涨,并不能解除财政危机。而王莽的币制改革,可以说是在重蹈汉武帝的覆辙,是历史的倒退。但他不如汉武帝的地方在于,汉武帝还知悔改,在意识到错误之后,将货币做得精致,无法盗铸,并将铸币权收归中央,稳住了货币流通。而王莽却至死不知悔改,最终只能自吞苦果。
镇压农民起义王莽改制的全面失败,导致的结果便是农民起义不断。
最早起来反抗王莽的是汉的宗室,不过很快就被王莽镇压了。真正对王莽政权造成是赤眉军和绿林军。
赤眉起义于公元18年爆发,那一年,山东琅琊连年饥旱,饥民聚集,迫于生计起兵反抗。这支农民军实际上很无厘头,没有文书,没有番号,组织涣散,在眉毛上涂赤色,其目的也只是为了在作战时与王莽的军队相区别。但就是这样的农民军,居然也把王莽的正规军给打败了,这说明王莽的军队早已是一盘散沙,不堪一击。
公元20年,南边的绿林军也起义了,同样也是饥民组成的农民军,但官军同样也不敌这些民间武装力量。东边的赤眉,南边的绿林,不断扩大形成规模,而官军对他们的围剿均以失败而告终。
随着汉朝宗室刘玄、刘伯升等的加入,农民起义军发生了质的变化,由乌合之众转变为数十万的正规军。宗室起兵后,义军开始有了政治目的,除了攻城略池之外,还进行政治宣传活动。
而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王莽一直认为百姓起义是为结党谋乱,而非因饥寒所迫,为此还出台了一些苛刻的政策,更是加重了“自杀”的过程。到最后,新朝内部也分崩离析,王莽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困境。
公元23年,王莽的帝王之秀走到了尽头,被义军斩首分尸,退出了历史舞台。
王莽流于形式,走复古主义的道路,以诈伪登场,以悬首于闹市为结局,其间教训甚多,为后世警醒。
5. 战国时期秦国人口?
1、秦始皇在统一六国的时候,秦土地面积大约30万平千米,人口300万(苏秦时期)。
2、秦始皇在统一六国的时候,燕国土地面积大约20万平方千米,人口150万。
3、秦始皇在统一六国的时候,赵国面积大约20多万平方千米,人口350万。
4、秦始皇在统一六国的时候,齐国面积大约15万平方千米,人口300万。
5、秦始皇在统一六国的时候,魏面积大约10万平方千米,人口500万。
6、秦始皇在统一六国的时候,韩面积大约9万平方千米,人口300万。
7、秦始皇在统一六国的时候,楚面积大约50万平方千米,人口300万(苏秦时期)。
8、秦统一六国之后,全国人口不到三千万, 据史籍上记载,战国时秦国人口与军队的比例曾今一度达到了5:1。
扩展资料:
秦国前后用了十年时间就完成了中国的统一,从此结束了春秋以来诸侯割据混战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国家。
秦的统一使人民可以有一个比较安定的环境从事生产。秦朝推行了许多消除分裂因素的措施,为中国长期的统一奠定了基础。这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长期以来,中国社会以高度发展的经济和文化,屹立在世界文明的前列,而且能有效地抵抗外来侵略,保持国家的独立,这与秦统一的开创之功,有着不可分割的历史联系。
6. 古代的姓氏耶律完颜现在都改成什么姓了?
那些耶律、完颜等少数民族国姓,后来都改成什么姓了?
我国姓氏文化中,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一个姓氏的人口越多,意味着这个姓氏在历史上的地位越显赫。比如我国现代人口最多的李、王、张、留、陈、杨、赵,这些姓氏,随随便便就能再是历史上找出一大批的帝王将相。虽然可能大多数名人与当今的芸芸众生都是八竿子八百杆子打不着的亲戚,可依然有人遇上同姓的陌生人会说一句"五百年前一家人"。
非常有趣的是,中国近代的四川军阀刘湘和刘文辉,其实是叔侄俩。这两人为了给自己脸上贴金,直接认了2000多年前的蜀汉皇帝刘备当祖宗。姓氏文化专家一研究,居然真的给他们续上了刘备后人蒲编堂(编草鞋的名门)的家谱。另一个蒲编堂后人,是民国最狂野的知识分子,掌掴委员长的刘文典校长。
中国姓氏文化源远流长,可是当我们看少数民族历史时,却发现他们使用的那些国姓,却大都已经难觅踪迹,这些人的后人,后来都到哪里去了呢?
说到这里,我们不妨先来梳理一下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政权的国姓都有些什么?
1,匈奴族:
匈奴一开始没有姓氏,南匈奴归附汉朝后,大都改为刘姓。南匈奴建立的的政权主要是汉赵(也叫前赵)和大夏。前赵的国姓是刘,大夏的国姓则是赫连。
现在,还有姓赫连的人,他极有可能是匈奴王室后人。
2,摩羯族。
摩羯族其实是匈奴人和鲜卑人的杂交品种,属于边缘化小部族。但是石勒天纵奇才,居然第一次统一了黄河流域。石勒后人被汉人冉闵篡位,摩羯族基本被杀光。
姓石的小伙伴,不要说自己是摩羯座,因为摩羯族已经被杀光了。
3,鲜卑人。
鲜卑人,原先住在鲜卑利亚,现在改为西伯利亚,其实是同一词语的不同翻译。鲜卑人建立的政权还比较多,主要是多个燕国和和多个魏国。燕国的国姓是慕容,所以这一部叫做慕容鲜卑,燕国也有段姓,叫做段氏鲜卑。建立魏国的另一部叫做拓跋鲜卑,后来改姓为元。
现在慕容姓、段姓和元姓,都是存在的,他们有可能是鲜卑王族后人。
4,氐族羌族。
氐族和羌族规模比较小,但是包含的国姓还不少。氐族先后建立过前秦和成汉,国姓分别是符和李。羌族建立了后秦,国姓是姚。
这三种姓,现在还有,而且还不少。
(蒲松龄是不是符pu坚后人?)
5,沙陀族。
沙陀族建立了五代十国中的三个朝代,后唐、后晋和后汉,国姓分别是李、石、刘。
这些都是汉族大姓,不少人以为这三个朝代是汉人朝廷,其实是误解。
6,契丹。
契丹族建立了辽朝,可是他自己又总是改国号为契丹国。在俄罗斯语里面,中国就是契丹。契丹国姓是耶律。
耶律家族最后一个名人,是辅佐成吉思汗的汉文化大臣。这说明,耶律基本从那时起就融入汉人了。耶律姓到现在几乎没有了,很多改成汉姓了。
7,党项和吐蕃、南诏等。
党项族、吐蕃和南诏,都是羌族的分支,党项族一开始姓魏铭,后来改为了李唐赐给的李姓,这一点与沙陀族李克用一样。吐蕃族没有姓氏,后来逐渐以家族徽号、封地为姓氏。南诏也没有姓,南诏国王以父亲名字的最后一个字作为自己名字的第一个字。比如皮逻阁的儿子叫阁罗凤。
8,蒙古。
蒙古族建立的中原政权是元朝,国姓为孛儿只斤。孛儿只斤,后来就成了"包"或者"宝"两个姓氏。
目前蒙古各部的音译复姓,大都改为了乌、席、白、杭等。看起来好像和汉族人没什么区别。
9,女真。
女真族建立过两个中原王朝,分别是金和后金(清),国姓分别是完颜和爱新觉罗。完颜这个姓,一支存在着,清朝丧权辱国割让伊犁的完颜崇厚,就是完颜家族在近代的优秀代表。爱新觉罗在清朝灭亡后,大都改为金姓。因为爱新觉罗就是金子的意思。
爱新觉罗在现代最有名的两人,一个是溥仪七妹金志坚,一位普通的中学教师,临死前说献身革命,奉献教育,是为清朝皇室赎罪。另一个旁支后人启功,是个书法家,他认为自己姓启。
随着网络文化的流行,越来越多人给自己改一个少数民族复姓,慕容、完颜、耶律就成了重灾区。其实这些人不知道,改变自己的姓氏,其实没什么意义。
更有甚者,一些人自称皇室后人,招摇撞骗,又是打款解禁皇室资产,又是兜售壮阳滋阴神药。那就是违法行为了。
7. 玛雅文明真实存在吗?
要把玛雅文明搞懂,一定要从多方面着手,否则,只是觉得怎么会有横空出世,凭空消失,却留下令人匪夷所思的建筑和天文知识,还有令人费解并用所有地球人智慧都还不能解读的玛雅文字。
一生研究玛雅人骨骼的Dr. Vera Tiesler,她干脆在墨西哥收集,专门研究玛雅人骨骼,但是她没有想到玛雅人有两个天壤之别的族群,一个是从一年260天,从卓尔金星,用反重力飞行器,星际穿越到地球的原玛雅人(后脑勺凸出)以及祂们在5000年前,从中国南方用反重力飞行器运来帮祂们广建天文台(玛雅型金字塔)的帮手(后来被称之为玛雅人)。
Dr. Tiesler兴趣在于研究玛雅献祭后的骨骼损伤,这又是原玛雅人离开地球后,留下的玛雅人北上创造的Aztec仿玛雅文明的活人献祭产物,她把后脑勺凸出的原玛雅人当作,小时候缠绕头型的产物。不知真相的参观者只能以讹传讹了!
所以,玛雅概念连一个国际赫赫有名的学者Dr. Vera Tiesler,终其一生都搞不清楚何况是没研究玛雅文化的国人。
玛雅人是5000年前,卓尔金星(一年280天)来的原玛雅外星人,从中国南方以反重力飞行器运到中美洲帮祂们广建金字塔的中国人(后来被称之为玛雅人)。这是语言学泰斗王力教授的文章,比较玛雅语和古汉语的结论是,两种语言在5000年前是同一家。
5000年前之前,原玛雅人到底在哪儿活动,未见有人探讨过,但是,从原玛雅人的超高天文地理知识,和具反重力飞行器等高科技和行为来看,祂们对地球资源,毫无野心,不想占领或统治地球,只是一心一意观测天文,寻找宜居星球,回平行宇宙的卓尔金星或寻找靠近太阳系的宜居星球,八世纪祂们似乎发现了宜居星球,而告别中美洲的玛雅地区,祂们的子民离开了。
从这行为来看,5000年前的几千年,他们可能先到两河流域,开启古埃及文明,这从祂们的后脑勺凸出的头骨,可以看出祂们可能是同一外星种族,法老可能都是原玛雅人,由于祂们人数稀少,可能近亲结婚,而且跟地球人,可能生殖隔阂,没有混血后代。制作木乃伊是想回母星或找到宜居星球时想带回母星埋葬。
所以,祂们指导古埃及的土著,建造埃及金字塔,用反重力飞行器吊起砌好的石块,建造金字塔,观测天文,同时,寻找地球最宜居的地区,广造金字塔,最后找到冬无严寒,夏无酷暑,不会干旱,没有火山,也没山火,无地震,地下水丰富的森林茂密的中美洲。
祂们运中国人到中美洲的玛雅地区后,建了大大小小不下十万座的天文观测台(玛雅金字塔),祂们是统治阶级(祭司或城邦的领导者),祂们对领土或资源没有野心,不往北或往南扩张,仅局限于玛雅地区,可能发现了宜居星球或平行宇宙的卓尔金星,祂们就告别一起共同生活几千年的中国来的玛雅人,离开了,离开前还告诉玛雅人,祂们会回来。祂们可能太神奇了,居然离开几百,一千多年,玛雅人居然不敢破坏玛雅金字塔,宁可集体离开北上,也不敢把石头搬动,盖自己的住宅,就这样,让森林再次覆盖金字塔。
所以,2018年二月,国家地理林宇民团队在危地马拉东北角Peten的Xmakabatun的森林里,用Lidar扫描,发现6000多座建筑,有高速公路系统...真不可思议的是,宁可森林覆盖了,也不敢破坏,而北上去创造仿玛雅文明的Aztec文明。
最后,实在等不到,他们的后代就鸟兽散,往北与其他印第安人混血,开创Aztec仿玛雅文明,但是,没有人再看得懂玛雅文字,所以Aztec仿玛雅文明是人类后来创造的,是文盲的文明,只会活人献祭,等待原玛雅人再回来,等到的是西班牙人,他们没抵抗地欢迎西班牙人。后来知道了,也后悔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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